一、导论：支配范式的霸权与裂痕
犯罪支配理论（Tatherrschaftslehre）自罗克辛（Claus Roxin）系统建构以来，长期主导德国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。其核心命题为：
正犯是犯罪事实的支配者（Herr des Geschehens），通过行为支配（Handlungsherrschaft）、意思支配（Willensherrschaft）或功能性支配（funktionelle Tatherrschaft）实现对构成要件实现的操控。
然而，近二十年来，赫茨贝格（Rolf Dietrich Herzberg）、雅各布斯（Günther Jakobs）、许内曼（Bernd Schünemann）等学者从本体论空洞性、规范功能失效及体系矛盾三方面展开批判，揭示该理论在解释义务犯（Pflichtdelikte）、组织犯罪及过失犯时的深层危机。
二、本体论批判：支配概念的“空洞化”
（一）支配作为“空洞公式”（Leerformel）
赫茨贝格指出，犯罪支配理论实为“同义反复的循环论证”：
“所谓‘支配’，不过是‘应被认定为正犯’的修辞学代称。当问‘为何某人是正犯？’时，答案因‘其有支配’；而问‘为何有支配？’时，答案又因‘其是正犯’。”
例证：在共同正犯中，“功能性支配”被定义为“对犯罪实现不可或缺的作用”。但“不可或缺”本身需以正犯性为前提——若未预先确认行为人的正犯地位，则无法判断其作用是否“不可或缺”。
（二）支配类型的逻辑断裂
行为支配 vs. 意思支配
直接正犯的“行为支配”强调身体动静的操控（如亲手开枪杀人），而间接正犯的“意思支配”则依赖对他人意志的操控（如胁迫他人杀人）。二者在支配对象（自身肢体/他人意志）与支配形式（物理/心理）上存在根本异质性，却被强行统合于“支配”概念下。功能性支配的模糊边界
罗克辛将“功能性支配”界定为“通过分工合作实现犯罪计划中不可替代的功能”。然而：- “不可替代性”的悖论：若A、B共谋杀人，A提供毒药，B诱骗被害人服毒。若B临时拒绝投毒，A可另寻他人执行，则B的作用非“不可替代”。此时依功能性支配理论，B不成立共同正犯——此结论显然违背实务共识。
- 判例矛盾：BGHSt 37, 106（保镖案）中，保镖未直接实施伤害，但因“维持犯罪环境”被认定有功能性支配。然若保镖仅消极在场，其作用是否“不可或缺”引发争议。
三、规范批判：义务犯的不可化约性
（一）义务犯对支配范式的颠覆
雅各布斯提出，犯罪支配理论无法解释义务犯的正犯性本质：
“在义务犯中，正犯性源于义务违反（Pflichtverletzung），而非事实支配。义务犯的构成要件（如受贿罪§ 332 StGB）以特殊义务主体（公务员）为前提，其可罚性基础在于对忠诚义务的背叛，而非对犯罪流程的操控。”
典型冲突：
- 消极不作为的正犯：公务员明知黑社会谋杀计划却不阻止（§ 323c StGB 不作为救助罪）。其无任何“事实支配”，但因违反保护义务成立正犯。
- 无支配的间接正犯：公务员诱使妻子收受贿赂（§ 332 StGB）。妻子因缺乏身份不成立正犯，公务员虽无“意思支配”（妻子自愿行事），仍因义务违反成立间接正犯。
（二）义务犯与支配犯的不可通约
罗克辛试图以“义务性支配”（Pflichtherrschaft）调和矛盾，但遭雅各布斯驳斥：
“将‘违反义务’称为‘支配’，如同将‘红色’称为‘高度’——这是范畴错误（Kategorienfehler）。义务犯的归责逻辑是规范期待落空，而非事实流程掌控。”
四、体系批判：组织支配的“拟制性”
（一）组织支配（Organisationsherrschaft）的悖论
罗克辛为解释政权犯罪（如东德边境枪击案），提出“组织支配”概念：
“政权领导者通过官僚机器实现犯罪，因组织成员的可替换性（Fungibilität）而拥有支配。”
许内曼揭露其内在矛盾：
支配对象的虚无性
组织成员（如边境士兵）是具备完全责任能力的正犯，非受支配的“工具”。领导者未直接操控其意志，所谓“支配”仅是对抽象组织结构的掌控，与“意思支配”需具体操控他人意志的本质相悖。- 判例：BGHSt 40, 218（东德射击案）认定政治局委员有组织支配，但士兵亦因故意杀人被判有罪——若士兵是正犯，则领导者不可能同时支配同一犯罪事实。
因果关系的断裂
组织支配强调“可替换性”，即“若无A执行，B将替代实施”。但此系反事实假设（kontrafaktische Annahme），与刑法要求的具体因果关系冲突。如皮革喷雾剂案（BGHSt 37, 106），公司高管未直接参与生产，却因“创设危险组织”被认定有支配。然该案损害源于工人操作失误，高管行为与结果无直接因果链。
（二）经济犯罪中的支配泛化
在企业犯罪中，犯罪支配理论导致“正犯无限扩张”：
- 皮革喷雾剂案（BGHSt 37, 106）：公司总裁因“建立缺陷品控体系”被认定对伤害罪有功能性支配。
- 批判：许内曼指出，此将“组织管理过失”等同于“伤害支配”，混淆了行政责任与刑事正犯性。
五、功能批判：过失犯与不作为犯的“不适格”
（一）过失犯的支配不能性
犯罪支配理论以故意操控为前提，无法容纳过失犯：
- 例证：工程师未检测桥梁隐患致坍塌（§ 222 StGB 过失致死）。其无“支配犯罪意志”，若依“对危险源的支配”认定正犯，则混淆了客观注意义务违反与主观事实操控。
- 赫茨贝格结论：“过失犯的正犯性仅源于义务违反，与支配无关。”
（二）不作为犯的“拟制支配”
罗克辛将不作为正犯归为“对结果原因的支配”，但遭普珀（Ingeborg Puppe）批判：
“不真正不作为犯（如母亲不喂奶致婴儿饿死）中，‘支配’实为义务违反的隐喻。母亲若喂奶可阻止结果，但此系‘能为而不为’，非‘事实支配’。”
六、替代方案：从支配到规范归责
（一）雅各布斯：义务犯理论（Pflichtdeliktslehre）
雅各布斯主张以义务违反为轴心重构正犯论：
- 支配犯（Herrschaftsdelikte）：以事实操控为核心（如杀人、盗窃）；
- 义务犯（Pflichtdelikte）：以义务违反为核心（如受贿、背信）；
- 亲手犯（Eigenhändige Delikte）：以行为亲身性为核心（如伪证）。
此三分法消解了“支配”在义务犯中的强行套用。
（二）许内曼：消极支配理论（negative Tatherrschaft）
许内曼提出，正犯的本质是阻止可能性（Verhinderungsmöglichkeit）：
“正犯是能阻止构成要件实现却不阻止者。在共同犯罪中，若行为人撤出会导致犯罪失败，则其有消极支配。” 此理论可解释组织犯罪中领导者的正犯性（因其可叫停犯罪），但未解决义务犯的归责基础。
（三）赫茨贝格：归责的二元论
赫茨贝格彻底否定支配理论，主张：
- 作为犯：以因果关系定正犯；
- 不作为犯：以保证人义务定正犯；
- 共犯：以加功行为的从属性定责。
七、结论：支配范式的黄昏
犯罪支配理论虽在故意作为犯中保持解释力，但其根本缺陷在于：
- 本体论上，“支配”沦为空洞修辞，无法统合行为、意思与功能性支配的异质结构；
- 规范论上，无法兼容义务犯、过失犯与不作为犯的归责逻辑；
- 功能论上，在组织犯罪与经济犯罪中导致正犯范围的泛化。
“犯罪支配理论已从‘万能钥匙’退守为‘特修斯之船’——修补愈多，原初构件愈少。”
当前德国刑法学正经历从“存在论支配”向“规范归责论”转型，而犯罪支配理论的批判史，恰是这一转型的注脚。
参考文献
- Herzberg, R.D., Täterschaft und Teilnahme, 2008, S. 89-132.
- Jakobs, G.,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, 1991, 21/10-35.
- Schünemann, B., in: FS für Roxin, 2001, S. 549-573.
- Roxin, C.,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, 11. Aufl. 2021, § 25.
- Puppe, I., “Die Unterlassungsdelikte als Pflichtdelikte”, GA 2004, 263 ff.
- BGHSt 40, 218 – “Mauerschützen”.
- BGHSt 37, 106 – “Lederspray”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