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哲学根基的分野：存在论 vs. 规范论
（一）目的主义（Finalismus）的存在论本质
现象学根基
- 韦尔策尔（Welzel）承袭胡塞尔“回到事物本身”主张：
“行为是先于法律的现实存在（ontische Realität），具有内在目的性结构。”
——Welzel, Das Deutsche Strafrecht, 11. Aufl., S. 33 - 核心命题：刑法体系必须反映行为的物本逻辑结构（sachlogische Struktur）。
行为概念的革命
- 因果行为论批判：
传统理论将行为视为“意志引发的身体动静”，割裂目的性支配； - 目的行为论建构：
“行为是人对因果流程的目的性操控（finale Steuerung），故意是行为的核心要素。”
——Welzel, ZStW 58 (1939), 515
（二）目的理性主义（Zweckrationalismus）的规范论转向
新康德主义复兴
- 罗克辛（Roxin）批判存在论谬误：
“刑法体系不能从‘存在的既有事实’推导，而应从刑法的社会功能中建构。” ——Roxin, AT I, §7 Rn. 24
- 方法论宣言：
“应然不能从实然中推导”（Hume-Gesetz）的规范论立场。 刑事政策的体系化
- 核心创新：
将刑罚目的（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）融入犯罪论体系； - 著名论断：
“犯罪论是刑事政策的基础。”
——Roxin,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, 1970, S. 19
二、体系构造的冲突：封闭存在 vs. 开放功能
（一）目的主义的“阶层封闭体系”
故意体系定位
- 构成要件革命：
故意从罪责移至构成要件，成为主观不法要素； - 存在论依据：
“目的性操控是行为的本体特征，故故意必须前置。”
——Welzel, Lb, S. 67 过失犯的困境
- 理论硬伤：
无目的性的过失行为被强行解释为“潜在目的性”（potentielle Finalität）； - 判例抵制：
BGHSt 11, 1 拒绝将医疗事故纳入目的行为模型。
（二）目的理性主义的“功能开放体系”
客观归责的诞生
- 取代因果关系：
用“创设法不容许风险”替代条件说（Bedingungstheorie）； - 刑事政策功能：
“归责判断需考量风险的可控性与规范保护目的。”
——Roxin, AT I, §11 Rn. 45 罪责的功能化改造
- 突破心理罪责：
罪责不仅是可非难性，更需满足预防必要性（Präventionsbedürfnis）； - 经典案例：
癖马案（RGSt 30, 25）若发生在今日，可因无特殊预防必要而免责。
三、不法定性的对立：个人不法 vs. 法益侵害
（一）目的主义的“人格不法学说”
不法的主观化
- 划时代命题：
“不法不仅包含结果无价值（Erfolgsunwert），更包含行为无价值（Handlungsunwert）。” ——Welzel, ZStW 58 (1939), 491
- 判例影响：
BGHSt 2, 194 承认主观要素影响违法性（如盗窃的非法占有目的）。 社会相当性理论
- 缓冲机制：
符合历史形成的道德秩序的行为，排除构成要件该当性； - 范例：
医生手术切割组织不成立伤害罪（Welzel, Lb, S. 55）。
（二）目的理性主义的“法益导向不法论”
结果无价值的回归
- 根本批判：
“行为无价值论混淆了不法与罪责，使未遂犯处罚过早扩张。”
——Roxin, AT I, §10 Rn. 16 - 客观化路径：
未遂犯处罚依据是法益侵害的具体危险，而非单纯违反行为规范。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
- 替代社会相当性：
阻却客观归责的标准是行为是否违反特定规范的保护目的； - 经典例证：
超速驾驶但事故与超速无关时，排除归责（Schünemann GA 1985, 341）。
四、刑罚正当性的分歧：存在性报应 vs. 目的性预防
（一）目的主义的“存在性罪责”
罪责的本质
- 本体论定义：
“罪责是对行为人自由意志的现实滥用的可谴责性”； - 排斥预防考量：
Welzel 反对将“需罚性”（Strafbedürfnis）纳入罪责概念。 刑罚的界限
- 绝对报应刑观：
“刑罚是对罪责的抵偿，预防目的仅是附带效果。”
——Welzel, Lb, S. 232
（二）目的理性主义的“功能性罪责”
罪责与预防的融合
- 革命性公式：
“罪责是预防必要性的上限（Schuld als Grenze der Prävention）。”
——Roxin, AT I, §19 Rn. 55 - 规范罪责论：
罪责非难需以“行为人可被要求遵守规范”为前提（Zurechenbarkeit）。 刑罚的理性化
- 刑事政策整合：
刑罚裁量需同步考量罪责程度与特殊预防需求； - 立法影响：
《德国刑法》第46条“量刑需考虑行为人再社会化”体现此思想。
五、现代影响：目的理性主义的功能性胜利
（一）教义学主流转向
客观归责的统治地位
- 德国联邦法院全面采纳：
“过失致死需满足风险创设与实现的双重检验。”
——BGHSt 37, 106 - 东亚继受：
台湾地区“最高法院”108台上343号判决引入客观归责理论。 罪责功能的实质化
- 判例创新：
BGHSt 50, 40 承认“无预防必要的罪责”可减轻处罚； - 立法突破：
《德国少年法院法》第3条将教育需要置于罪责之前。
（二）目的主义的遗产
主观不法的永恒贡献
- 未遂犯、目的犯等主观要素成为构成要件标配；
- 台湾地区“刑法”第13条明定故意作为主观构成要件。
社会相当性的隐性存续
- 医疗行为、体育竞技等正当化事由仍借鉴其内核；
- 日本“可罚的违法性”理论受其启发（藤木英雄《可罚的违法性》）。
结语：从存在到功能的刑法范式革命
目的主义与目的理性主义的对峙，本质是刑法体系方法论的根本转型：
存在论的衰落
- 韦尔策尔试图构建“不受刑事政策污染”的纯粹体系，终被证明是乌托邦；
- 目的行为论在过失犯、不作为犯领域遭遇不可逾越的解释困境。
功能论的崛起
- 罗克辛将刑法体系从“本体论神坛”拉回“社会治理工具”的定位；
- 通过客观归责、功能罪责等理论，实现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辩证统一。
“目的主义是刑法教义学的‘哥白尼革命’，目的理性主义则是其‘爱因斯坦升级’。”
注释
[1] 韦尔策尔观点引自Hans Welzel, Das Deutsche Strafrecht, 11. Aufl., 1969, S. 33-87.
[2] 罗克辛理论依据Claus Roxin,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, Band I, 4. Aufl., 2006, §§7, 11, 19.
[3] 目的理性主义刑事政策整合见Roxin,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, 2. Aufl., 1973, S. 15-41. [4] 社会相当性理论批判见Schünemann, Die Funktion der Abgrenzung von Unrecht und Schuld, in: FS für Hirsch, 1999, S. 149 ff.
[5] 功能罪责论发展见Jakobs, Schuld und Prävention, 1976, S. 8-15；Roxin对Jakobs的修正见AT I, §19 Rn. 55-68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