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国与日本刑法中结果无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

一、引言：结果无价值论的跨国差异及其理论意义

结果无价值（Erfolgsunwert）与行为无价值（Handlungsunwert）作为刑法不法论的核心范畴，在德日刑法体系中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。德国通说坚持行为无价值二元论，强调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的并重；而日本通说则采取彻底的结果无价值一元论，将法益侵害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唯一基准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根本分野，更揭示了刑法与政治哲学、社会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。正如山口厚所指出的：“如果说受到德国刑法学极大影响的日本刑法学有其特色，恐怕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结果无价值论在日本所占有的重要地位。”[1]

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德日结果无价值理论的历史演进、核心分歧与当代发展，揭示两国理论差异的深层根源。研究显示，这种差异源于国家治理理念的映射、目的行为论的影响程度、工业化进程的差异以及学术继受心态四大关键因素，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刑法哲学立场与实践判断标准。

二、历史演进：从共同起源到分道扬镳

（一）德国：从一元结果无价值到二元论的折中

德国结果无价值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：

1. 古典一元论时期（20世纪初）
   以Mezger、Lange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纯粹客观违法论，认为“不法仅体现为客观的评价规范”，法益侵害结果构成不法的全部内容，主观要素完全属于责任范畴[2]。这种立场强调法律安定性，但无法解释未遂犯等缺乏实害结果的行为的可罚性。

2. 行为无价值的冲击（1930-1970年代）Welzel提出目的行为论，将主观要素纳入不法领域，主张“行为无价值独立于结果无价值”[3]。极端行为无价值论者（如Armin Kaufmann）甚至否定结果无价值的独立意义，认为“不法仅是以行为人主观意志为内容的行为无价值”[4]。这种立场因违背法治国原则而衰落。

3. 二元论的确立（1970年代至今）
   当代德国通说在罗克辛（Roxin）等人推动下形成折中立场：“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是不法中具有同等地位、相互并存的两个要素”[5]。二元论强调行为无价值的法益侵害化趋势——其成立需以行为具有引发法益侵害的现实可能性为前提[6]，并通过客观归责理论强化结果与行为的关联性。

（二）日本：结果无价值论的彻底化

日本对结果无价值论的接受经历了独特历程：

1. 战前道德主义的残余
   小野清一郎、团藤重光等学者早期受德国影响，将违法性理解为“反道义性”，带有强烈伦理色彩[7]。这种立场在战后遭到批判。

2. 战后自由主义的转向
   受美国占领政策影响，日本宪法确立人权保障核心地位。平野龙一提出：“刑法应尽量用法益侵害这类客观事实确定处罚界限，限制法官裁量权”[8]。这奠定了结果无价值论的政治基础。

3. 学派的形成与发展
   山口厚、前田雅英等学者构建了彻底的结果无价值体系：

• 违法性本质：纯粹的法益侵害或危险[9]
• 主观要素定位：全部归入责任阶层[10]
• 判断基准：纯粹的事后客观判断[11]

关键差异：德国通过二元论调和主客观要素，而日本为限制国家刑罚权，彻底割裂违法与责任，形成“客观违法性+主观责任”的刚性结构。

三、理论分歧的核心维度

（一）违法性本质：法益侵害 vs. 规范违反

德国通说认为，刑法的任务包含法益保护与规范确证双重目标。如金德霍伊泽尔指出：“刑法不仅保护法益，更要确证规范效力的存续。”[12] 这使行为无价值获得独立地位。而日本学者井田良批判道：“德国将‘规范效力维护’作为刑法任务，可能导致刑罚介入道德领域。”[13]

（二）主观要素的体系定位

两国最大分歧在于故意、过失等主观要素的归属：

• 德国：故意作为主观不法要素  罗克辛指出：“故意属于构成要件阶层，因其决定行为无价值的程度与不法类型”[14]。例如，杀人故意与伤害故意直接决定不同的构成要件实现。

• 日本：故意完全归入责任阶层
  山口厚主张：“故意只是对客观事实的认识，与违法性无关”[15]。在【毒药案】中，X欲毒杀Y却误将白糖当毒药，日本理论认为因缺乏客观危险不成立未遂；而德国会因行为无价值处罚未遂。

（三）判断时点与基准

在【交通事故案】中，Y突然冲出路口被X撞死：

• 德国会考察X是否违反注意义务（事前标准）
• 日本仅关注X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（事后标准）

四、差异根源：政治哲学与历史语境

（一）国家治理理念的映射

• 德国“社会法治国”思想：
  继承黑格尔“国家即理性”理念，强调国家积极建构社会秩序[16]。刑法成为社会治理工具，行为无价值论契合“通过规范引导公民行为”的治理逻辑。

• 日本“人权保障”优先：
  战后宪法受美国影响，确立自由主义基调。西原春夫指出：“日本对国家力量本能排斥，强调用法益侵害限制处罚范围”[17]。结果无价值论成为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工具。

（二）目的行为论的影响差异

Welzel的目的行为论在德国催生主观不法要素的革命，但在日本遭遇抵制。日本学者拒绝将“目的性”作为行为本质，如井田良批判：“目的行为论无法解释过失犯的行为结构”[18]。这使日本缺乏接纳行为无价值的理论基础。

（三）工业化与社会风险

德国比日本更早进入后工业社会，面临风险防控压力：

• 德国通过抽象危险犯应对现代风险（如环境犯罪、经济犯罪）
• 日本长期坚持具体危险标准，直至近年才有限扩张

福山在《伟大的瓦解》中分析：德国60年代社会失序催生对规范重建的需求，使行为无价值论获得实践土壤[19]。而日本在同期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，更关注个人自由保障。

五、当代发展：理论调适与相互影响

（一）德国的法益侵害化趋势

德国行为无价值论呈现明显的去道德化转向：

1. 社会相当性理论的衰落
   Welzel提出的“社会相当性”概念因过于模糊，逐渐被客观归责理论取代[20]。

2. 法益保护的强化
   罗克辛强调：“行为无价值必须与法益侵害关联，否则将沦为道德审判”[21]。在【偶然防卫案】中，德国判例要求考察防卫行为是否实际减少法益损害。

（二）日本的功能性修正

日本结果无价值论在实践中进行隐性调整：

1. 实行行为概念的实质化
   前田雅英提出“实质客观说”，将行为危险性作为未遂犯处罚依据[22]，实际吸收了行为无价值的合理成分。

2. 危险接受理论的引入
   在【摩托车赛案】中，日本最高法院承认被害人自担风险可阻却违法[23]，体现对行为互动的关注。

（三）中国学界的理论继受

中国学者对两国理论有选择性吸收：

• 张明楷主张彻底结果无价值论，认为“德国二元论可能纵容道德主义”[24]
• 周光权借鉴德国二元论，提出“新行为无价值论”，强调“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的统合”[25]
• 陈璇指出：“日本理论在人权保障上有优势，但德国体系更具犯罪论整合功能”[26]

六、启示：中国刑法学的路径选择

德日经验对中国有三重启示：

1. 法益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
   无论采取何种立场，法益侵害都应是不法判断的基石。德国二元论的去道德化转向证明，脱离法益的行为无价值将导致刑法泛道德化。

2. 犯罪类型化需主客观统一
   德国经验表明，故意等主观要素对犯罪类型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。中国四要件体系若完全剥离主观要素，将丧失区分此罪与彼罪的能力。

3. 归责体系应兼顾行为与结果
   客观归责理论在德国的成功表明，结果与行为无价值应以法益侵害为纽带建立关联。中国可借鉴该理论构建阶层化的归责体系。

正如周光权所言：“中国刑法学需在法益保护与规范指引间寻找平衡点，既不能陷入结果主义泥潭，也不能重返道德刑法老路。”[27]

结语：差异中的刑法理性

德国与日本的结果无价值理论差异，本质是国家哲学与历史经验的产物。德国“社会法治国”传统催生二元论的折中立场，而日本战后自由主义思潮孕育了一元论的彻底形态。在风险社会背景下，两国理论呈现趋同态势：德国强化法益保护的客观约束，日本吸收行为互动的规范考量。

对中国而言，德国体系提供更完整的犯罪论整合方案，而日本模式在人权保障上更具操作性。未来中国刑法理论的建设，需在“法益保护的核心地位、主客观要素的体系协调、归责判断的阶层构造”三维度寻求创造性转化，构建契合中国法治阶段的刑法教义学体系。

注释
[1] 山口厚：《日本刑法学中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》，金光旭译，《中外法学》2008年第4期，第590页。  [2] Roxin, Strafrecht AT, Bd. I, §10 Rn. 45.
[3] Welzel, Das deutsche Strafrecht, 11. Aufl., 1969, S. 61.
[4] Kaufmann, Die Dogmatik der Unterlassungsdelikte, 1959, S. 78.
[5] Roxin (Fn. 2), §10 Rn. 101.
[6] Jakobs, Strafrecht AT, 2. Aufl., 1991, 6/102.
[7] 团藤重光：《刑法纲要总论》，创文社1990年版，第133页。
[8] 平野龙一：《刑法的基础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，第93页。  [9] 山口厚：《刑法总论》，有斐阁2017年版，第102页。
[10] 前田雅英：《刑法总论讲义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，第279页。
[11] 佐伯仁志：《刑法总论的思之道·乐之道》，有斐阁2013年版，第152页。
[12] 金德霍伊泽尔：《法益保护与规范效力保障》，陈璇译，《中外法学》2015年第2期，第550页。  [13] 井田良：《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》，成文堂2005年版，第4页。  [14] Roxin (Fn. 2), §10 Rn. 58.
[15] 山口厚（Fn. 9），第234页。
[16] 西原春夫：《刑法·儒学与亚洲和平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1页。  [17] 西原春夫（Fn. 16），第21页。  [18] 井田良：《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》，载《现代刑事法》2001年第3期，第45页。  [19] 福山：《伟大的瓦解》，转引自周光权《刑法总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，第114页。
[20] 陈璇：《社会相当性理论的源流、概念与基础》，《清华法学》2017年第3期，第88页。
[21] Roxin (Fn. 2), §11 Rn. 32.
[22] 前田雅英：《可罚的违法性论研究》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，第177页。
[23] 日本最高裁平成元年12月14日判决，刑集43卷13号879页。
[24] 张明楷：《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40页。  [25] 周光权：《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》，《中国法学》2012年第1期，第178页。
[26] 陈璇：《德国刑法学中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流变、现状与趋势》，《中外法学》2011年第2期，第392页。  [27] 周光权（Fn. 25），第189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