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19世纪的自然主义因果论：条件说的奠基与困境
19世纪中叶，随着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，德国刑法学开始将因果关系视为纯粹的客观事实问题。冯·布里（von Buri）提出的条件说（Bedingungstheorie）成为主导理论，其核心公式为“若无前者，即无后者”（conditio sine qua non）。该理论认为，任何对结果发生具有必要性的条件均等价地构成法律原因，无需区分直接/间接、主要/次要原因。这种机械的自然科学视角将因果关系简化为物理链条，例如在“双毒药案”中，两名互不知情的投毒者各自投放不足致死剂量的毒药，混合后导致被害人死亡。根据条件说，两人行为均属死亡的必要条件，故均成立杀人既遂。
然而，条件说很快暴露其缺陷：
- 归责范围过宽：在“决水案”中，家庭主妇向泛滥的河流倾倒一桶水，若按条件说，其行为与洪水损害存在因果关系，但这显然违背法律直觉。
- 无法解决介入因素：帝国法院在“卡车司机案”（BGHSt 11, 1）中面临困境：醉酒骑行者被超车距离不足的卡车撞死，但即使保持安全距离，事故仍可能因被害人醉酒发生。条件说无法区分“行为关联性”与“义务违反关联性”。
- 哲学基础受质疑：黑格尔法哲学强调行为必须是“意志的作品”，而条件说忽视行为的目的性与规范性，将自由意志降格为自然因果链的一环。
为修正条件说，学界提出“因果关系中断说”：当介入被害人故意行为、第三人行为或异常自然事件时，中断原有因果链条。但该理论遭冯·布里批判，认为因果关系作为事实关系“要么存在，要么不存在”，无法“中断”。弗兰克（Frank）进而提出“溯责禁止（Regreßverbot）”概念，主张当后行为系自由且有意识地引发结果时，禁止向前追溯前行为的责任。这一思想为后续归责理论埋下伏笔。
关键案例：RGSt 54, 351（1919）中，法院首次以“义务违反关联性”限制条件说，要求死亡结果必须直接源于超速行为的内在危险，而非被害人特殊体质等偶然因素。
二、20世纪初的规范转向：客观归责理论的萌芽
（一）霍尼希与客观归责的奠基
1930年，霍尼希（Richard Honig）在《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》中首次系统区分“因果问题”与“归责问题”。他批判条件说混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，提出：“结果只有在可被客观视为‘有目的设定’（zweckhaft gesetzt）时方可归责。”例如，劝说他人雷雨天散步致其遭雷击，因雷击非劝说行为“目的可能性”范围内，故结果不可归责。霍尼希引入“客观目的性”标准，强调归责取决于行为创设的法所不容许风险是否实现，而非单纯的条件关联。
（二）拉伦茨的法哲学重构
1927年，拉伦茨（Karl Larenz）在《黑格尔的归责论与客观归责的概念》中从黑格尔法哲学出发，将归责定义为“将结果关联于意志的过程”。他指出：“唯有当结果是意志自我实现的产物时，行为人才是事件的‘发动者’（Urheber）。”这一思想将归责从自然因果提升至规范层面，为后续理论提供哲学基础。
（三）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
韦尔策尔（Welzel）在1939年提出“目的行为论”，批判自然主义忽视行为的“目的性结构”。他认为行为是“目的引导的因果流程控制”，故意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被纳入不法阶层。这颠覆了古典体系“客观不法/主观罪责”二分法，为归责理论注入主观维度。但韦尔策尔未直接构建因果关系理论，其贡献在于确立“人的不法”概念，为归责提供本体论基础。
理论意义：此阶段完成了从“因果归因”到“规范归责”的转型，归责的核心问题从“行为是否引起结果”转向“结果是否可视为行为人作品”。
三、20世纪中期的体系化：相当因果关系与合法则条件说
（一）相当因果关系说（Adäquanztheorie）
冯·克里斯（von Kries）提出以“相当性”限制条件说，主张只有依一般生活经验可预见引发结果的条件才是法律原因。其公式为：“若行为显著提高结果发生概率，且该关联符合经验法则，则具相当性。”例如，劝人乘飞机希望其坠机身亡，即使飞机果真失事，因坠机非劝说行为的典型风险，故无相当因果关系。
恩吉施（Engisch）进一步区分“广义相当性”（行为一般危险性）与“狭义相当性”（具体因果流程常态性），前者对应客观归责的“风险创设”，后者对应“风险实现”。
（二）合法则条件说（Lehre von der gesetzmäßigen Bedingung）
恩吉施在《因果关系作为刑法构成要件要素》中批判条件说的反事实假设缺陷，提出：“因果关系需以科学法则为基础，若行为与结果间存在合乎自然法则的必然关联，则成立因果关系。”例如，在“皮革喷雾剂案”（BGHSt 37, 106）中，法院依据流行病学统计法则，认定产品化学物质与消费者肺病存在合法则关联，尽管具体致病机制未完全阐明。
（三）客观归责理论的雏形
1960年代，鲁道菲（Rudolphi）与罗克辛（Roxin）将“规范保护目的”引入归责领域。罗克辛在1970年发表《客观归责理论》，提出三重检验标准：
- 风险创设：行为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；
- 风险实现：风险在结果中实现；
- 构成要件效力范围：结果未超出规范保护目的。 例如，司机超速撞死人，若即使合规驾驶仍无法避免事故（如被害人突然冲出），则死亡结果不可归责于超速行为。
判例演进：BGHSt 24, 31（1970）采纳风险升高理论，认为只要违规行为显著升高结果发生风险，即可肯定归责，无需证明结果必然避免。
四、当代发展：客观归责的精细化与批判反思
（一）罗克辛的体系化构建
罗克辛将客观归责定位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，其核心命题包括：
- 风险降低原则：救护车司机为避让行人撞树致乘客伤，因降低整体风险，不成立伤害罪。
- 被害人自我负责：吸毒者明知毒品危险仍注射致死，毒贩不承担杀人罪责（BGHSt 32, 262）。
- 规范保护目的：未安装防盗窗致小偷坠亡，因防盗窗规范目的非保护犯罪人，故屋主不担责。
（二）普珀的因果流程分析
普珀（Puppe）批判客观归责的“反事实假设”倾向，主张回归真实因果流程分析。她提出“最小充分条件必要组成部分”理论（INUS条件），强调归责需考察行为是否构成结果发生的必要环节。例如，在“卡车司机案”中，超车距离不足仅是事故发生的充分条件之一，需进一步分析其是否“不可替代的必要部分”。
（三）雅科布斯的系统归责论
雅科布斯（Jakobs）从系统论角度重构归责，认为归责是“规范期待的实现”。其核心观点包括：
- 义务违反关联：结果必须源于特定义务违反（如医生未消毒器械致感染）。
- 组织管辖责任：企业高管需对系统性产品缺陷担责（如“木材保护剂案”BGHSt 41, 206）。
（四）争议焦点
- 风险升高理论：罗克辛主张只要违规行为升高风险即可归责；普珀反对，认为此混淆了危险犯与实害犯界限。
- 疫学因果关系：在公害犯罪中，若行为与结果存在统计学显著关联（如某化学物质致癌率超标），即可肯定因果关系（BGHSt 37, 106）。
- 假定因果关系：合义务替代行为审查（如医生未告知手术风险，但即使告知患者仍会手术），通说认为若替代行为可能避免结果，则仍可归责。
当代挑战：人工智能、基因编辑等科技风险对传统归责框架提出新课题，如算法决策致害的责任归属需重新审视“行为支配”与“风险预见可能性”。
结论：从事实因果到规范归责的范式革命
德国因果关系理论历经三阶段演进：
- 19世纪自然主义：以条件说为代表，聚焦事实因果链，忽视规范评价。
- 20世纪规范转向：霍尼希、拉伦茨等引入归责概念，韦尔策尔将目的性纳入不法。
- 当代体系化归责：罗克辛、普珀等构建多层次归责体系，强调风险创设、实现与规范目的。
这一历程反映刑法学从“自然实证”到“规范目的”的范式转型：归责不再是发现“自然原因”，而是确认“结果能否公正地视为行为人作品”。未来挑战在于如何回应科技风险与集体责任问题，但德国理论已为“归责”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。
主要参考文献：
- von Buri, Die Kausalität und ihre strafrechtlichen Beziehungen (1885).
- Honig, Kausalität und objektive Zurechnung, Frank-FS (1930).
- Larenz, Hegels Zurechnungslehre und der Begriff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(1927).
- Welzel, Studien zum System des Strafrechts, ZStW 58 (1939).
- Engisch, Die Kausalität als Merkmal der strafrechtlichen Tatbestände (1931).
- Roxin, Gedanken zur Problematik der Zurechnung im Strafrecht, Honig-FS (1970).
- Puppe, Die objektive Zurechnung, GA 1991.
- Jakobs, Strafrechtliche Zurechnung und die Bedingungen der Normen (2000).
- BGHSt 11, 1 (1957); BGHSt 37, 106 (1990); BGHSt 41, 206 (1995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