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问题的提出：传统错误理论的困境
在刑法错误理论中，因果流程错误（Abweichung vom Kausalverlauf）长期困扰着理论与实务界。传统理论将错误区分为客体错误（error in objecto）与打击错误（aberratio ictus），但这种二分法存在结构性缺陷。德国刑法学家英格博格·普珀（Ingeborg Puppe）教授指出，传统区分建立在“行为人与攻击目标正面接触”的前提上：
“当行为人与其攻击目标正面接触时，客体错误表现为对行为客体同一性的误认，而打击错误则无此误认。然而，若行为人与目标未直接接触（如远程装置炸弹），此区分即失效。” 这一洞见揭示了传统理论在非接触性犯罪中的解释困境（Puppe, GA 1981, 1ff）。
典型案例：汽车炸弹案
行为人欲杀害政敌，在其汽车安装炸弹，预设政敌将首先使用车辆。但实际由其妻子驾车并引爆身亡。此时：
- 若关注“谁将开车”的误认，符合客体错误特征；
- 若关注“攻击手段失误”，则符合打击错误逻辑。 传统分类无法自圆其说（徐育安，《双重具体化与错误》，2003）。
二、双重具体化理论的核心架构
普珀提出“双重具体化”（doppelte Individualisierung）理论，重构因果流程错误的归责逻辑。其核心包含三层革新：
（一）行为计划的二元结构
行为人实施犯罪时需完成两次具体化：
- 目标客体具体化（Individualisierung des Zielobjekts）
确定欲侵害的具体法益承载者（如“政敌”）。 - 因果链触发者具体化（Individualisierung des Kausalauslösers）
预设引发因果流程的具体媒介（如“首位驾车者”）。
“行为人对目标客体设计因果链，并预设该客体将触发因果链。当实际触发者偏离预设时，即产生双重具体化错误。”（Puppe, NK-StGB §16 Rn. 34-38）
（二）法敌对意志的动态结构
普珀批判传统心理故意概念，主张以规范性的法敌对意志（rechtsfeindlicher Wille）作为归责基础：
- 具体认识（konkrete Erkenntnis）
对特定事实的认知（如“炸弹将炸死首位驾车者”）。 - 抽象认识（abstrakte Erkenntnis）
对因果法则的一般认知（如“汽车使用者必死”）。
当行为蕴含必然实现构成要件的抽象危险时，即使具体流程偏离，仍可归责于故意（Puppe, Vorsatz und Zurechnung, 1992, S. 49）。
（三）认识层级的规范意义
| 认识类型 | 内容特征 | 归责意义 |
|---|---|---|
| 具体认识 | 对个别化事实的认知（如“政敌将开车”） | 非必要要素，错误不影响故意 |
| 抽象认识 | 对风险实现的普遍认知（如“使用者必死”） | 充分条件，决定法敌对意志 |
“行为人对风险实现的抽象认识，已表明其接受构成要件实现的意志。具体流程的偏离不改变此意志本质。”（Puppe, GA 1994, 315）
三、理论应用：因果流程错误的类型化解决
普珀运用双重具体化理论，系统重构因果流程错误的处理范式：
（一）客体错误与打击错误的再界定
传统分类被转化为具体化偏离的类型：
- 客体错误
仅涉及目标客体具体化错误（如误认A为B杀害），因法益同质（均为人生命），抽象认识未受动摇，不阻却故意。 - 打击错误
涉及因果链触发者的具体化错误（如瞄准A却击中B），需检验抽象认识是否覆盖实际受害者：“当行为人向人群开枪时，对‘任何一人可能死亡’的抽象认识已满足杀人故意。”（Puppe, NK-StGB §16 Rn. 106）
（二）因果流程偏离的归责逻辑
因果流程偏离（如桥墩案） 行为人推被害人落桥欲使其溺死，但被害人撞桥墩身亡。
- 传统理论：要求“相当性”或“预见可能性”判断，标准模糊。
- 普珀方案：
“坠落高度足以致死”的抽象认识覆盖所有致命方式（Puppe, ZStW 92(1980), 863）。
结果延后/提前发生
- 普珀指出：前行为已制造“致命危险”，后行为未中断因果链，仍成立故意既遂（蔡圣伟，《重新檢視因果歷程偏離之難題》，2008）。
- 概括故意（dolus generalis）案型：
行为人误认已杀死被害人而“补刀”，实际死亡由后行为造成。
（三）不作为犯的特殊性
普珀将双重具体化延伸至不作为犯：
“不作为犯的义务违反本质，要求其双重具体化表现为：
- 对法益受害状态的具体认知；
- 对不作为必然导致结果的抽象认知。”
当医生未抢救本可存活的病人时，即使误判病情，抽象认识（不抢救必死）仍支撑故意归责（Puppe, GA 1981, 12ff）。
四、理论争议与学术批评
普珀理论引发诸多讨论，核心争议聚焦三点：
（一）故意概念的规范化之争
- Jakobs的批判：
“普珀用‘抽象危险’取代主观意志，混淆了客观归责与主观故意。故意应是行为人对其行为意义的规范沟通（normative Kommunikation），而非风险概率计算。”（Jakobs, AT 8/64） - 普珀回应：
“规范沟通必须以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为基础。当行为人认识到必然风险时，其选择行动已表明对抗法的意志。”（Puppe, GA 1994, 317）
（二）具体化程度的模糊性
批评者指摘“抽象认识”的边界不清：
- 例证：向人群射击时，是否需认识“每一具体个体可能死亡”？
普珀澄清：“抽象认识仅需覆盖‘任一成员可能死亡’的概率本质，无须精确至个体。”（Puppe, NK-StGB §16 Rn. 121）
（三）与客观归责的竞合
Roxin指出双重具体化与风险实现理论的重叠：
- “若因果流程偏离已影响客观归责（如医院火灾案），则无需再诉诸主观归责。”（Roxin, AT I §11 Rn. 59） 普珀反驳：
“客观归责解决‘结果能否归咎行为’，双重具体化解决‘结果能否归咎故意’。二者在风险升高案型中互补。”（Puppe, GA 2004, 143）
五、理论价值与发展
（一）突破传统二元困境
普珀理论的价值在于：
- 解构主客观对立
以“抽象/具体认识”取代心理/规范故意之争，统合归责标准。 - 提供操作框架
通过双重具体化的类型化，使因果流程错误可体系化处理。 - 强化法益保护
当行为蕴含必然风险时，避免行为人因技术性偏离规避责任。
（二）在德国实务的影响
联邦最高法院（BGH）虽未全盘接纳，但已借鉴其精神：
- 判例BGHSt 37, 214：
“当行为人预设的风险类型在实际流程中实现时，具体方式偏离不影响故意。” 此判决显见双重具体化痕迹（李圣杰，《因果流程錯誤與結果歸責》，2011）。
（三）东亚继受与发展
- 日本：山口厚引入“危险现实化”理论，融合普珀抽象危险思想（《刑法总论》，2017）。
- 台湾：许玉秀将双重具体化与客观归责整合，提出“风险支配”概念（《主观与客观之间》，1997）。
六、结论：归责范式的革新
普珀的双重具体化理论，通过解构行为人的认知层级与计划结构，为因果流程错误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可能的解决方案。其以法敌对意志为轴心，以抽象/具体认识为操作工具，突破了传统错误理论的窠臼，使刑法归责从形式逻辑迈向实质理性。尽管在故意本质、具体化标准等问题上仍存争议，但其对刑法教义学的启发意义已然彰显：
“当法律不再纠缠于心理事实的泥沼，而聚焦于行为人对抗法的意志时，归责便成为对自由本质的庄严确认。”（Puppe, Vorsatz und Zurechnung, S. 62）
主要参考文献
- Puppe, I. (1981). Die Abgrenzung von error in objecto und aberratio ictus. GA.
- Puppe, I. (1992). Vorsatz und Zurechnung. Duncker & Humblot.
- Puppe, I. (2013). NK-StGB: Nomos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(§16).
- 徐育安（2003）。《「雙重具體化」與錯誤：刑法上故意之結果歸責理論之研究》。台大法學論叢。
- 蔡聖偉（2008）。《重新檢視因果歷程偏離之難題》。東吳法律學報。
- Jakobs, G. (1991).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. Walter de Gruyter.
- Roxin, C. (2006).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(Bd. I). C.H.Beck.
- 許玉秀（1997）。《主觀與客觀之間》。春風煦日論壇。
- 李聖傑（2011）。《因果流程錯誤與結果歸責》。政大法學評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