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案件事实与核心争议
罗斯-罗萨尔案（Rose-Rosahl-Fall）源于1859年普鲁士高等法院判决（GA Bd.7, S.322）：教唆者罗萨尔（Rosahl）雇佣罗斯（Rose）杀害特定目标施利贝（Schliebe），但罗斯在昏暗光线下误将哈尼施（Harnisch）当作施利贝杀害。核心争议在于：正犯的客体错误是否影响教唆犯的既遂责任？
1991年德国联邦法院“农场主案”（BGHSt 37, 214）再现类似情境：农场主雇凶杀商业对手，杀手误杀他人。两案共同提出：当正犯因认识错误导致结果偏离教唆意图时，教唆犯应否承担故意杀人既遂责任？
二、德国学者的理论分野
（一）通说立场：从属性原则的坚守
德国联邦最高法院（BGH）及传统通说（如Jescheck/Weigend）主张：
“教唆犯通过正犯间接侵害法益，正犯的客体错误若不阻却其故意，则对教唆犯而言仅是动机错误，不影响教唆既遂的成立。”（BGHSt 37, 214, 218）
- 依据：教唆犯的故意指向“杀害一个人”，而非特定个体。正犯的错误属于等价客体错误（error in objecto），未超出构成要件范围。
- 批判：黄荣坚指出此说混淆“对象错误”与“打击错误”，实质是“将教唆犯视为发射子弹的枪”，忽视具体行为计划的偏离。
（二）罗克辛（Claus Roxin）的规范支配论
罗克辛从犯罪支配理论出发提出：
“教唆犯的归责需考察其是否实质支配犯罪实现。若错误因教唆者模糊指示引发（如仅说明时间地点），可归责；若因正犯个人失误（如混淆指名目标），则属打击错误。”
- 核心：区分错误来源（NK-StGB, Vor § 26 Rn. 53）。在农场主案中，农场主明确告知目标姓名，故其不承担既遂责任（AT II, § 26 Rn. 121）。
- 中国呼应：周光权借鉴此说，主张“教唆犯的故意必须涵盖实际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”（《客观归责理论》）。
（三）雅各布斯（Günther Jakobs）的义务犯理论
雅各布斯以规范沟通理论解构：
“教唆犯的责任取决于其是否违反‘不得通过他人实现犯罪’的义务。正犯的错误若在教唆者预设风险内，则结果可归责。”（AT, 21/45）
- 革新：将教唆视为“组织管辖”的失范，归责关键在教唆行为创设的禁止风险是否实现。
- 中国回应：冯军引入“接受性风险”概念，认为教唆者应预见到正犯实施偏差的可能性（《刑法教义学》）。
（四）普珀（Ingeborg Puppe）的风险升高理论
普珀从因果归责角度挑战通说：
“若教唆行为显著升高目标对象错误的风险（如昏暗环境未提供照片），则死亡结果可归责于教唆者。”（NK-StGB, § 26 Rn. 25）
- 实证：普鲁士案中罗萨尔未提供目标照片，风险升高成立；农场主案中提供照片则否（GA 1990, 145）。
- 中国争议：张明楷部分采纳，但强调“风险须达实质不相当程度”（《刑法学》第6版）。
（五）许内曼（Bernd Schünemann）的实质客观说
许内曼主张以行为计划偏离程度判断：
“当实际结果与教唆者行为计划的核心要素（如被害人身份）根本背离时，应否定既遂归责。”（FS Roxin, 2001, S. 289）
- 例证：若教唆谋杀政要却误杀平民，属本质偏离；若误杀其替身则否。
三、中国学者的理论重构
（一）台湾学界：从属性与独立性的拉锯
- 林钰雄支持通说：
“正犯客体错误不影响构成要件同一性，教唆犯成立既遂。”（《新刑法总则》§30） - 黄荣坚彻底否定通说：
“教唆犯对实际结果至多成立未遂，因缺乏‘对具体被害人的故意’。”（《刑法问题》页326） - 许玉秀的折中方案：
“以‘故意危险实现’为标准，若错误在教唆预见范围内则归责。”（《主观与客观之间》）
（二）大陆学界：本土化重构
- 张明楷的功能性归责：
“借鉴罗克辛，主张教唆犯责任取决于错误是否‘重大’偏离计划。”（《刑法学》第6版） - 周光权的规范违反说：
“教唆行为违反规范指引义务，正犯错误若属可避免则不能免责。”（《客观归责》） - 徐凌波的判例比较：
“德国通说与中国刑法第29条‘教唆未遂’存在体系冲突，后者更倾向独立性。”（《德国判例研究》）
四、理论图谱与争议本质
| 学说阵营 | 核心命题 | 代表学者 | 中文学者呼应 |
|---|---|---|---|
| 从属性通说 | 正犯错误不影响教唆犯既遂 | BGH, Jescheck/Weigend | 林钰雄, 林山田 |
| 规范支配论 | 以错误来源判断教唆者支配力 | Roxin | 张明楷, 周光权 |
| 义务违反论 | 教唆行为违反不得利用他人犯罪义务 | Jakobs | 冯军 |
| 风险升高论 | 教唆行为是否显著升高错误风险 | Puppe | 徐凌波（部分采纳） |
| 实质偏离论 | 以行为计划偏离程度否定归责 | Schünemann | 黄荣坚 |
争议本质：刑法体系应采“从属性原则”抑或“独立性原则”？
- 通说坚守“限制从属性”（限制正犯概念），认为教唆犯依附于正犯不法。
- 批判者（如黄荣坚、Schünemann）倾向“实质独立”，主张教唆犯责任需独立判断行为计划的实现程度。
五、理论启示与当代发展
罗斯-罗萨尔案持续激发两大创新：
- 客观归责的应用拓展：
普珀将风险升高理论从过失犯延伸至故意犯，为教唆犯归责提供量化工具。 - 归责理论的精细化：
金德霍伊泽尔（Kindhäuser）提出“双层归责”：先判断正犯行为是否属教唆创设的风险，再考察错误是否超出预见范围（AT § 33 Rn. 47）。
中国刑法第29条“教唆未遂”规定，使部分学者（如黎宏）主张直接适用未遂规定，但多数仍坚持德式教义学重构。此案已成为检验共犯理论的“试金石”，持续拷问着刑法体系中自由保障与法益保护的平衡。
参考文献
- Roxin, AT II, § 26 Rn. 121 (2018)
- Puppe, NK-StGB, § 26 Rn. 25 (2017)
- 黄荣坚，《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》，2003年
- 张明楷，《刑法学》第6版，2021年
- 徐凌波，《德国刑法判例研究》，2016年
- BGHSt 37, 214 (1991)
- 许玉秀，《主观与客观之间》，1997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