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
贝恩德·许乃曼（Bernd Schünemann）作为当代德国刑法学界的代表人物，其理论体系以深刻的哲学根基和鲜明的批判性著称。在德国刑法学从古典体系到目的理性体系的演进中，许乃曼的理论独树一帜，既批判了纯粹规范论的功能主义倾向，又超越了传统存在论的局限。其思想核心可追溯至康德的道德哲学，尤其是自由意志理论与责任观念，并融合了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论，形成了一种以“物本逻辑结构”（sachlogische Strukturen）为基础的刑法体系。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许乃曼刑法理论的哲学渊源，揭示其如何通过对康德哲学的创造性转化，构建起一套兼具批判性与整合性的刑法教义学体系。
一、康德道德哲学：许乃曼理论的基石
（一）自由意志与责任主体的建构
许乃曼的刑法理论植根于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。康德在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中强调：“意志自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”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，其行为选择基于自我立法（自律），而非外在强制。这一思想被许乃曼转化为刑法中“责任非难”的哲学基础。他主张：
“罪责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具有避免违法行为的可能性，却选择实施不法。这种可避免性（Vermeidbarkeit）以意志自由为前提，是责任非难的实质基础。”
在许乃曼看来，康德对“人是目的而非手段”的著名论断，直接否定了纯粹预防刑法的正当性。刑罚若仅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（如雅各布斯的“系统稳定”理论），即是将犯罪人工具化，违背了康德的人性尊严原则。因此，他坚持责任刑法的不可替代性，认为刑罚必须同时满足“目的理性”（预防必要性）与“价值理性”（责任报应）的双重要求。
（二）实践理性与规范正当性
康德的实践理性强调规范必须具有普遍立法的形式（定言命令）。许乃曼借此批判现代刑法中的“功能主义膨胀”：
“当刑法仅以预防效率为唯一目标时，其规范基础将沦为权力技术的附庸，丧失道德正当性。”
他主张刑法规范需以法益保护为实质内容，且必须符合“最后手段原则”（ultima ratio），这一思想直接源于康德对国家强制力边界的限定——国家权力仅在保护公民自由免受侵害时具有正当性。许乃曼进一步提出：
“法益概念必须与个人自治（Autonomie）相联系，避免沦为空洞的政策口号。环境法益、制度法益等集体法益的保护，最终仍需回归对个体自由条件的保障。”
二、对黑格尔与卢曼的批判性对话
（一）对黑格尔“承认理论”的扬弃
许乃曼部分认可黑格尔法哲学中“相互承认”对构建法秩序的意义，但反对其向绝对国家主义的倾斜。黑格尔认为犯罪是对“法权关系的否定”，刑罚则是“否定的否定”，旨在重建被破坏的承认关系。许乃曼批判道：
“黑格尔的刑罚理论易为国家主义背书，将刑法异化为‘国家伦理的实现工具’，忽视个体自由的优先性。”
他更倾向于康德的有限国家观，主张刑法应以保护公民自由为边界，反对通过刑罚强制推行道德或政治目标（如所谓“敌人刑法”）。
（二）对卢曼系统论的拒斥
雅各布斯（Günther Jakobs）将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引入刑法，提出“规范确证理论”：刑法的功能在于维护规范效力，罪责是对“规范沟通失败”的归责。许乃曼对此展开激烈批判：
“雅各布斯的体系是‘循环论证的乌托邦’——用规范有效性证明规范有效性，完全脱离现实的人性基础与社会结构。”
他认为，卢曼-雅各布斯模型将人简化为“规范接收者”，消解了行为人的自由意志与道德主体地位，违背了康德的“理性主体”预设。这种纯粹规范论不仅无法解释不法的实质内容（如法益侵害），更可能导致刑法沦为脱离正义的技术系统。
三、物本逻辑结构：存在论与规范论的整合
许乃曼理论的核心创新在于提出“物本逻辑结构”概念，试图弥合存在论与规范论的分裂。这一概念源于现象学与批判实在论的哲学传统。
（一）对存在论的批判性继承
传统存在论（如威尔泽尔的目的行为论）强调行为的内在目的性与物本逻辑结构，但易陷入自然主义谬误（如将故意视为心理实体）。许乃曼则赋予其新内涵：
“物本逻辑结构并非自然事实，而是社会实践中形成的‘意义结构’（Sinnstruktur），如财产关系中的‘占有’、生命法益的‘不可侵犯性’等。”
例如，在诈骗罪中，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自由构成其“法益支配领域”，行为人通过欺诈破坏这一结构，即产生刑法上的归责基础。这种结构既非纯粹事实（如物理控制），亦非纯粹规范（如所有权制度），而是二者在生活实践中的整合。
（二）对规范论的功能性修正
许乃曼承认规范目的对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作用，但反对罗克辛（Roxin）的“刑事政策一元论”。他主张：
“规范目的必须受物本逻辑结构的制约。例如，不能因‘保护环境’的政策目标，将未侵害具体生态关联的行为纳入污染犯罪。”
在客观归责理论中，他提出“规范保护目的”需以风险支配的现实可能性为前提。例如，医生未告知罕见副作用，若该副作用发生率低于万分之一，则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并未制造“法不容许的风险”，因该风险已落入“容许风险”的物本逻辑范畴。
四、被害人教义学：康德自律原则的延伸
许乃曼的“被害人教义学”（Viktimodogmatik）是其理论最具争议也最具创新性的部分，其哲学基础可追溯至康德的自律（Autonomie）思想。
（一）法益持有人的自我保护责任
康德认为，理性主体需对自身选择负责。许乃曼据此提出：
“法益享有人负有自我保护义务。当被害人可合理避免损害却放弃自我保护时（如明知投资诈骗仍汇款），刑法无介入必要。”
这一观点源于辅助性原则（Subsidiaritätsprinzip）：国家保护仅当个人无法充分自我保护时启动。其本质是对公民自律的尊重——个体作为理性主体，应自主管理生活风险。
（二）对家长主义刑法的批判
现代刑法常以“保护弱者”为由扩张干预（如金融犯罪中的抽象危险犯）。许乃曼批评此为“刑法家长主义”，违背康德的自治理念：
“将被害人视为需国家全面庇护的被动对象，实质是否定其作为自治主体的地位。”
在诈骗罪中，若被害人已察觉风险仍交易（投机性交易），则其财产处分不属于“认识错误”，行为人不可罚。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理性能力的承认。
五、对现代哲学思潮的批判性回应
（一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刑法转化
许乃曼借鉴罗尔斯“反思平衡”方法，主张刑法体系应在“道德直觉”与“教义学构造”间寻求平衡。但他反对罗尔斯的“政治自由主义”中立性：
“刑法必须坚持实质正义立场，如对生命权、自由权的绝对保护，而非价值中立的技术体系。”
其“法益核心领域”理论（如反对安乐死非罪化）即体现了对基本价值的非妥协立场。
（二）对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拒绝
针对后现代思想对普遍理性的消解（如福柯的权力话语论），许乃曼坚持批判理性主义立场：
“刑法体系需以共通的理性基础为前提，否则无法避免沦为权力工具。‘物本逻辑结构’正是这种普遍理性的现实载体。”
他通过“人类共同生存的必要条件”（如身体完整性、信任基础）论证法益的客观性，抵制价值相对主义对刑法的侵蚀。
结论：康德路向的批判性整合
许乃曼的刑法理论以康德道德哲学为“拱顶石”，构建了一套兼具批判性与整合性的体系：
- 责任基础：以自由意志与自律原则为核心，拒绝功能主义对主体的消解；
- 不法本质：通过“物本逻辑结构”整合存在论与规范论，确保法益保护的实质化；
- 体系边界：以辅助性原则限定刑法干预，尊重公民自治领域；
- 方法论：以批判理性对抗相对主义，维护刑法的道德根基。
其理论既是对德国刑法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（如对黑格尔、新康德主义的扬弃），亦是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回应（如对卢曼系统论、后现代思潮的批判）。在刑法日益工具化的今天，许乃曼的康德路向提示我们：真正的刑法理性，必须植根于人的尊严与自由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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