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uppe教授的不法协议理论

一、理论背景：传统参与形式的困境

在德国刑法教义学中，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历来存在实质客观说与主观说之争。传统通说以罗克辛（Roxin）的犯罪支配理论（Tatherrschaftslehre）为主导，主张正犯通过犯罪支配实现构成要件，而教唆犯仅引发他人犯意，帮助犯则提供辅助支持。然而，这种模式在解释复杂参与形态时面临三重困境：

1. 因果关系薄弱性
   教唆犯的归责基础在于“引起正犯决意”，但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犯意形成受多重因素影响（性格、环境、偶然事件），教唆行为与犯意之间难以建立必然因果链。普珀尖锐指出：“将教唆定义为‘正犯决意的惹起’，实则混淆了物理因果关系与心理激励的本质差异。正犯决意不过是其内心经历（inneres Erlebnis），无法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刺激。”

2. 归责范围模糊性
   当正犯已具犯意时，通说认为教唆仅成立心理帮助犯。但普珀质疑：若某黑帮成员本有抢劫念头而未决，经头目激励后实施犯罪，此时头目作用显然超越“帮助”范畴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（BGH）在判例BGHSt 8, 390中亦承认，对“已有犯意者”的强化仍可能构成教唆。

3. 刑罚失衡问题
   德国刑法第26条规定教唆犯“依正犯之刑处罚”，但司法实践常从轻量刑。这种“同罚异刑”现象暴露了归责基础的脆弱性——若教唆犯的不法内涵低于正犯，为何立法要求同等处罚？

二、不法协议理论的核心内涵

普珀教授在《教唆犯的客观构成要件》（Der objektive Tatbestand der Anstiftung）一文中提出“不法协议”（Unrechtspakt）概念，彻底重构参与形式的归责基础：

（一）协议的本质：事实拘束力

“教唆的本质不是单向的犯意引起，而是教唆者与正犯通过协商缔结的共同犯罪计划。该协议虽无法律约束力，却产生事实上的拘束力（faktische Bindung），使正犯难以放弃犯罪计划。”  
——Puppe, GA 1984, 116, 120

这种拘束力体现为双向制约：

• 正向拘束：正犯因承诺实施犯罪而产生心理压力
• 反向拘束：若教唆者退出协议，正犯通常亦会放弃犯罪  
  德国判例BGHSt 33, 50印证此观点：当犯罪组织头目命令中止行动时，实行者立即停止侵害，彰显协议的实际效力。

（二）教唆犯的重新定义

普珀特别强调，单纯的犯罪建议（如“去抢银行吧”）不构成教唆，只有形成相互承诺的合意方成立协议。例如：

• 构成教唆：甲与乙共谋抢劫，乙承诺实施
• 不构成教唆：甲在酒吧随口说“隔壁银行安保薄弱”，路人乙听后独自抢劫

（三）归责基础：目的性超越控制

教唆犯的归责并非源于因果力，而是其对犯罪实现的目的性超越控制（finale Überdetermination）：

A[协议缔结] --> B[计划约束力]
B --> C[正犯行为受激励]
C --> D[构成要件实现]

在此链条中，教唆者通过协议成为犯罪计划的“共同作者”，其不法内涵在于以协商手段将他人工具化，与正犯共同支配犯罪进程。

三、共同正犯的“相互教唆”机制

普珀将不法协议理论延伸至共同正犯领域，提出“相互教唆”（wechselseitige Anstiftung）模型：

（一）核心命题

“共同正犯的本质是参与者通过共同行为决意，彼此建立事实上的义务关系。每一参与者均对其他同伙施加教唆作用，形成网状不法协议。”  
——Puppe, FS für Spinellis, S. 917

（二）归责结构解析

1. 横向拘束力
   参与者A、B、C通过合意形成“义务共同体”：

• A对B、C负有实施计划之义务
• B对A、C负有配合行动之义务
  判例BGH StraFo 2005, 214中，抢劫团伙成员约定“一人被捕绝不供出同伙”，法院认定此协议强化了相互拘束。

2. 行为贡献的特殊性
   与教唆犯不同，共同正犯需提供“特殊分量”（besonderes Gewicht）的实质贡献：

• 物理性参与（如把守出口、直接实施）
• 功能性支配（如提供关键工具、指挥行动）
  此要件确保“相互教唆”不沦为无限扩张归责的借口。

（三）对未遂形态的革命性解释

传统理论认为，未着手实行者不成立共同正犯未遂。但普珀主张：

S[协议缔结] --> T[一人着手实行]
T --> U[整体行为进入未遂阶段]
U --> V[未行动者负未遂责任]

• 依据：协议使全体参与者成为“计划共同体”，任一成员着手即代表集体进入实行阶段。
• 案例：甲、乙共谋杀人，甲着手射击时被捕，乙虽未到现场，仍负杀人未遂责任（参见BGHSt 7, 134）。

四、理论争议与批判回应

（一）罗克辛的三大批判

1. 规范依据缺失
   “德国刑法第26条明文要求‘唆使’（Bestimmen）而非‘使负义务’。普珀理论擅自提高教唆犯成立门槛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。”  
   ——Roxin, AT II, § 26 Rn. 73

2. 适用范围过窄
   煽动不特定人群犯罪（如集会中高呼“捣毁议会！”）因缺乏个别协商，依普珀理论不成立教唆。但此情形明显具有更高可罚性。

3. 混淆参与形式
   “将共同正犯理解为‘相互教唆’，违背刑法第25条‘共同实施’的立法本旨。”  
   ——Roxin, AT II, § 25 Rn. 258

（二）普珀的反驳

1. 规范目的解释
   “刑法第26条中的‘唆使’本质是促成犯罪合意。德国旧刑法第48条列举‘馈赠’‘允诺’等协商手段，恰恰佐证协议理论的规范基础。”
   ——Puppe, GA 1984, 119

2. 扩张协议外延
   对不特定群体的煽动可视为“单方协议要约”，当部分听众响应实施时，即成立默示合意（konkludenter Pakt）。

3. 体系逻辑自洽
   “共同正犯的‘相互教唆’是特殊教唆形态，其特殊性正在于行为贡献的实质化，此与第25条并无冲突。”  
   ——Puppe, FS für Spinellis, S. 920

五、理论延伸：中立帮助行为与过失共同正犯

（一）中立帮助行为的归责限缩

普珀运用协议理论解决“中立日常行为”（neutrale Geschäftshelfer）的归责难题：

• 普通五金店出售刀具给可疑顾客 → 不成立帮助犯
  （无犯罪协议，属正常交易）
• 黑帮专属供应商提供武器 → 成立帮助犯
  （持续合作形成默示协议）

判断关键在于提供者是否知悉“犯罪直接临近”（unmittelbar bevorstehende Tat）：

• 若犯罪非迫在眉睫 → 适用信赖原则（不归责）
• 若犯罪即将实施 → 违反审慎义务（可归责）
  此标准在判例BGH NJW 2011, 1938（银行职员协助洗钱案）中获采纳。

（二）过失共同正犯的否定

普珀坚决反对过失共同正犯概念：

“不法协议以故意缔结犯罪计划为前提。过失犯缺乏共同行为决意，不可能形成事实拘束力。所谓‘过失协议’是概念矛盾。”
——NK-Puppe, Vor § 25 Rn. 58

此立场在德国最高法院判例BGHSt 48, 331（建筑工地塌方案）中获支持：各承包商虽均违反安全标准，但因无共同违法合意，不成立共同正犯。

六、理论价值与启示

（一）体系创新意义

1. 归责基础转型
   从“因果力”到“协议拘束力”的范式转换，克服了心理因果难以证明的困境。

2. 参与形态统合
   教唆犯与共同正犯在“协商性不法”层面实现体系融贯。

3. 刑罚正当性强化
   通过揭示教唆犯的“共同计划支配性”，证立其与正犯同罚的合理性。

（二）中国法语境启示

我国刑法第29条“教唆他人犯罪”的表述，通说采“犯意引起说”。普珀理论提供新解释路径：

• 立法论：可借鉴“协议要素”细化教唆犯认定标准
• 解释论：第25条“共同故意犯罪”可容纳“相互教唆”模型  
  在“团伙犯罪”“组织犯罪”等司法解释中，不法协议理论对厘清主从犯责任具有实用价值。

普珀的不法协议理论以“事实拘束力”为核心，重构了参与形式的归责基础。尽管面临犯罪支配理论的挑战，但其对协商性不法的深刻揭示，为解决中立帮助、过失共同正犯等难题提供了新工具。该理论不仅推动德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，更为中国参与体系的完善注入新视角——在归责的本质追问中，超越因果性的单维思考，迈向“合意建构性责任”的立体图景。

参考文献

1. Puppe I. Der objektive Tatbestand der Anstiftung. GA 1984, 116-120.
2. Puppe I. Idealkonkurrenz und Einzelverbrechen. Nomos 1979: 313-317.
3. Roxin C.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. C.H.Beck 2003: § 25 Rn. 258.
4. BGHSt 33, 50 (52) – Anstiftung durch Bestärkung des Tatentschlusses.
5. 徐凌波. 德国刑法总论：以判例为鉴（第四版）. 法律出版社 2020: 333.
6. 陈璇. 刑法归责原理的规范化展开.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: 105-107.
7. BGH NJW 2011, 1938 – Neutraler Geschäftshelfer bei Geldwäsche.
8. NK-Puppe. Nomos Kommentar zum StGB. 5. Aufl. 2017: Vor § 13 Rn. 171-175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