引言：规范论视野下的归责革命
德国刑法学家京特·雅各布斯（Günther Jakobs）的结果归属理论，是其规范论刑法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。该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以法益侵害为核心的归责逻辑，代之以规范效力维护为终极目标的功能主义范式。Jakobs通过融合黑格尔法哲学与卢曼社会系统论，构建了一套以“人格体”（Person）为归责主体、以“规范沟通”为实质内涵的结果归属体系。其理论不仅重构了不法和罪责的关系，更对客观归责、过失犯、不作为犯等基础范畴提出了革命性解释。正如其在《刑法归责体系》开篇所言：“归属不是自然产物，而是世界说明；犯罪和刑罚不是像白天和黑夜一样相随发生的，而是发话和回答。”[1]本文将以相关文献为基础，系统解构Jakobs结果归属理论的法哲学根基、核心框架与具体规则。
一、理论基础：规范论与系统论的融合
（一）规范效力的刑法核心地位
Jakobs彻底否定法益保护作为刑法任务的正当性。在其理论中，刑法的核心功能是维护规范同一性（normative Identität）。社会共同体的存续依赖于规范构建的交往框架，犯罪行为本质是对规范效力的否定性沟通：
“犯罪行为是犯罪人与刑法解释模式相冲突的意义表达，透过对其判处刑罚，犯罪人的意义表达被作为不值得效仿的世界解释模式而边缘化，刑法规范的标准效力得到维持。”[2]
例如，杀人行为不仅剥夺生命，更通过行动宣示“被害人生命权不值得尊重”，这种对规范的否定必须通过刑罚予以二次否定，以重建公众对规范的信赖[3]。
（二）人格体：归责的规范载体
传统行为概念被Jakobs重构为“对规范效力受损负有管辖责任”（Sich-schuldhaft-zuständig-Machen für einen Normgeltungsschaden）[4]。自然人必须被转化为“人格体”——即规范赋予的角色承担者——方能成为归责对象。这种转化使归责脱离生物心理层面，聚焦于社会角色期待。例如医生未救治患者，其可归责性不在于心理过失，而在于违背了“医疗体制赋予的救助义务”[5]。
（三）功能罪责论：归责的预防导向
Jakobs提出功能罪责概念（funktionaler Schuldbegriff），罪责的实质是“缺乏法忠诚”（mangelnde Rechtstreue）[6]：
“行为人只有在缺乏主导性合法动机且对此缺失负责时才有罪责。这种负责性存在于：当缺乏受规范形成动机的意愿，且这种缺乏不能被合理解释为不影响一般规范忠诚。”[7]
罪责判断由此转化为一般预防必要性的社会确认：若不对行为人归责将动摇公众对规范的信赖，则具有可归责性[8]。
二、结果归属的核心框架：三阶层的归责体系
Jakobs将结果归属整合为统一的规范评价流程，其体系可概括为：
（一）构成要件阶层：管辖分配（Zuständigkeitszuweisung）
结果归属的前提是确定管辖领域（Organisationszuständigkeit）。Jakobs区分两类管辖[9]：
- 组织管辖（Organisationszuständigkeit）
源于个体自由领域，要求行为人管理自身支配范围内的风险。例如司机驾驶车辆，即对交通事故风险负有管辖责任。 - 体制管辖（Institutionszuständigkeit）
源于社会角色分工，要求特定职业者（如医生、消防员）承担体制赋予的义务。此义务需满足：“当某种体制对社会存续具有根本重要性，以致与作为犯的自由负责思想具有同等价值时，该体制才能成为保证人地位来源。”[10]
（二）违法性阶层：规范违反的实质化
违法性本质是对管辖义务的背离。Jakobs通过“风险升高理论”实质化规范违反判断：
- 若行为人未履行管辖义务的行为显著升高法益受损风险，即具有违法性
- 典型案例如“山羊毛案”：工厂主未消毒带菌羊毛，工人感染死亡。因消毒可降低99%风险，未消毒即制造法不容许风险[11]。
（三）罪责阶层：一般预防必要性的确认
罪责的核心在于归责的预防必要性（Präventionsnotwendigkeit）：
A[行为人缺乏法忠诚]--> B[是否动摇规范信赖]
B-->|是| C[肯定罪责]
B-->|否| D[阻却罪责]
例如，行为人因精神障碍无法认知规范意义（如妄想症患者“除魔”杀人），此时归责无法强化公众规范意识，故阻却罪责[12]。
三、结果归属的具体规则：从避免可能性到管辖分配
（一）避免可能性（Vermeidbarkeit）的枢纽地位
Jakobs以避免可能性作为结果归属的实质标准，其逻辑链条为[13]：
可预见性 → 避免可能性 → 管辖义务违反 → 结果归属
在过失犯中尤为关键：
“可认识的结果就是可避免的结果。只是在刑法上，重要的不是去认识结果（此时过失犯转变成故意犯），而是去避免结果。”[14]
若行为人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却未履行注意义务，其主观不法体现为“对结果漠不关心的态度”（gleichgültige Einstellung）[15]。
（二）作为犯的归属：组织管辖的违反
作为犯的结果归属取决于行为人是否不当支配自由领域：
- 创设法不容许风险
需结合规范保护目的判断。例如甲超速驾驶撞死突然冲出的行人，若限速规范目的为“防止车辆失控”，则超速行为创设风险；若为“给行人充足反应时间”，则风险非由超速创设[16]。 - 风险在结果中实现
要求结果与风险行为具有规范关联性。如甲伤乙后送医，医院火灾致乙死亡。若火灾系独立异常事件，则死亡结果不可归责于甲[17]。
（三）不作为犯的归属：体制管辖的激活
不作为犯的归责以体制管辖义务违反为中心：
- 义务来源：仅当体制具有“社会存续根本重要性”时产生刑法义务（如亲子关系、医疗职责）[18]
- 归责标准：若履行义务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，则不作为等价于作为
Jakobs批判传统“危险前行为保证人地位”，认为其混淆组织管辖与体制管辖逻辑[19]。
四、理论比较：与Roxin客观归责的范式差异
Jakobs与Roxin的归责理论存在根本分歧：
| 维度 | Roxin客观归责理论 | Jakobs结果归属理论 |
|---|---|---|
| 核心理念 | 法益保护导向 | 规范效力维护导向 |
| 归责基础 | 风险创设与实现（存在论） | 管辖义务违反（规范论） |
| 规范作用 | 限制归责范围 | 建构归责前提 |
| 典型分歧 | ||
| - 医生未消毒 | 制造法不容许风险 | 违反医疗体制管辖义务 |
| - 自杀介入 | 被害人自我负责切断归属 | 未履行管辖义务者仍可归责 |
Roxin批评Jakobs过度弱化行为概念：“将行为定义为‘对规范效力受损负有责任’，使归责脱离具体行为构造”[20]。而Jakobs反驳法益论必然导致归责边界模糊：“法益概念无所不包，最终将使任何风险行为都可罚”[21]。
五、理论争议与价值重估
（一）核心批判
- 循环论证嫌疑
Schünemann指出：“以规范效力维护论证归责必要性，又以归责确认规范效力，实为自我证成”[22]。 - 行为概念虚化
将行为等同于“可归责举止”，导致构成要件行为丧失独立过滤功能[23]。 - 社会防卫倾向
“敌人刑法”理论将部分犯罪人排除于人格体范畴，可能瓦解罪责原则[24]。
（二）理论价值
- 统一归责原理
以管辖义务整合作为/不作为犯归责标准，克服传统理论割裂[25]。 - 深化过失本质
将过失不法定位于“避免可能性违反”，揭示其独立于故意的规范违反内涵[26]。 - 重构刑法功能
“刑法作为规范沟通系统”的定位，为风险社会归责提供新范式[27]。
结论：规范论归责的现代意义
Jakobs的结果归属理论通过解构存在论归责传统，构建了以规范效力维护为核心的机能主义体系。其以“人格体—管辖义务—避免可能性”为轴心的归责模型，不仅重塑了不法和罪责的关系，更对抽象危险犯、不作为犯、过失犯等现代刑法难题提供了统一解释框架。尽管其理论因去个体化倾向和功能主义扩张备受质疑，但正如我国学者何庆仁所言：“雅各布斯的真正贡献，在于迫使刑法学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——我们究竟为何归责？”[28] 在风险刑法的时代浪潮下，这一诘问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。
注释
[1] Günther Jakobs, System der strafrechtlichen Zurechnung, 2012, S. 15.
[2] 何庆仁：《德国刑法学中的义务犯理论》，载《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》第4卷，2018年，页124。
[3] Jakobs, AT, 2. Aufl., 1991, 1/15.
[4] Jakobs, Der strafrechtliche Handlungsbegriff, 1992, S. 44.
[5] 周漾沂：《论不作为犯之保证人地位》，台大法学论丛第43卷特刊，2014年，页418-419。
[6] Jakobs, Schuld und Prävention, 1976, S. 14.
[7] Jakobs, AT, 2. Aufl., 1991, 17/27.
[8] 王效文：《刑罚目的与罪责理论》，政大法学评论第123期，2011年，页170。
[9] 陈志辉：《组织管辖与体制管辖》，东吴法律学报第25卷第1期，2013年，页303-304。
[10] Jakobs, Strafrecht AT, 1993, 29/45.
[11] Puppe, GA 1984, 297(308 ff).
[12] Jakobs, AT, 2. Aufl., 1991, 17/35.
[13] Jakobs, Studien zum fahrlässigen Erfolgsdelikt, 1972, S. 41 ff.
[14] 同上注，S. 48.
[15] 同上注，S. 116.
[16] NK-Puppe, Vor § 13 Rn. 188.
[17] Jakobs, AT, 2. Aufl., 1991, 7/59.
[18] 许玉秀：《保证人地位的法理基础》，刑事法杂志第42卷第2期，1998年，页45。
[19] 周漾沂，前注[5]，页420。
[20] Roxin, Strafrecht AT I, 2006, § 11 Rn. 47.
[21] Jakobs, Kriminalisierung im Vorfeld einer Rechtsgutsverletzung, 1985, S. 753 ff.
[22] Schünemann, GA 1995, 207(215).
[23] Frisch, Tatbestandsmäßiges Verhalten, 1988, S. 280 ff.
[24] 王莹：《法治国的洁癖？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》，中外法学第27卷第5期，2015年，页1335。
[25] 何庆仁，前注[2]，页136。
[26] Jakobs, Studien, 1972, S. 152 f.
[27] 古承宗：《风险社会与现代刑法的象征性》，台大法学论丛第43卷特刊，2014年，页140。
[28] 何庆仁：《特别认知者的刑法归责》，清华法学第12卷第5期，2018年，页74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