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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文章

什么是世界的真相?——读尤瓦尔·赫拉利简史三部曲

沈斌 · 刑事辩护律师 · 2025年05月25日

一、我们都是安徒生笔下的裁缝

安徒生童话里有个著名的故事:两个骗子宣称能织出最华美的布料,只有聪明人才能看见。皇帝光着身子游行时,所有人都在赞叹那件"不存在的新衣",直到一个孩子喊出真相。这个寓言放在今天尤瓦尔·赫拉利的简史三部曲前,竟显出惊人的预见性。人类何尝不是穿着层层虚构的"新衣",在历史长河中昂首阔步?

赫拉利用三本书的篇幅告诉我们:智人之所以能统治地球,不是因为我们有锋利的牙齿,而是因为我们擅长编织故事。货币是故事,国家是故事,人权是故事,连法律体系也不过是集体想象的产物。这些虚构的概念就像皇帝的新衣,虽然不存在于物理世界,却让七十亿人甘愿为之生、为之死。

作为法律人,时常在法庭上见证这种"虚构的力量"。当法官敲下法槌宣布"现在开庭",整个现场就自动切换成法律场域。原被告不再是张三李四,而是符号化的"公诉人""被告";风云诡谲的商业行为被翻译成"经济犯罪";就连时间都被切割成"既遂未遂""举证期限"。

二、虚构大厦的钢筋水泥

人类最早的虚构故事或许始于篝火旁的图腾崇拜。但真正让虚构成为文明基石的,是三大发明:货币、宗教和法律。

货币是最成功的虚构物。一张绿纸片能换一头牛,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价值,而是所有人都相信它有价值。这种集体幻觉发展到今天,连纸币都成了数字代码。在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时,常惊叹于这种虚构的脆弱与坚韧——那些比特币案件中为虚拟货币争得头破血流,就像原始部落为贝壳项链大打出手。

宗教则是规模最大的故事工程。赫拉利指出,一神教创造了史上最庞大的合作网络。耶路撒冷的教士、巴格达的商人、罗马的士兵,因为相信同一个故事而结成同盟。这种精神虚构物比任何武器都强大,十字军东征时,虔诚的信仰能让农民放下锄头跨海远征。

法律体系堪称最精密的虚构架构。当站在辩护席上,深知所谓的"正义"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故事。死刑犯的生死取决于裁判者能否被同一个故事说服;跨国公司的商业版图建立在各国法律故事的兼容性上。就连"犯罪"这个概念本身,也不过是特定时空下的集体约定——三百年前的巫术审判放在今天就是冤假错案。

三、真相权力的角斗场

赫拉利揭开一个残酷事实:人类追求的从来不是真相,而是生存优势。那些能带来合作效益的故事,就会被奉为真相。这就解释了为何历史上"真相"总在权力更迭中变幻面孔。

中世纪教会垄断《圣经》解释权,把地心说包装成神圣真理。这不是因为教士们愚蠢,而是因为这个故事能维持教廷权威。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,动摇的不只是天文体系,更是整个权力结构。现代社会的"政治正确"何尝不是新型教条?某些话语被贴上"真相"标签,不是因其客观真实,而是因其符合主流叙事。

在法律领域,这种真相游戏更为赤裸。刑讯逼供时代,真相是棍棒打出来的;证据时代,真相是律师辩出来的;大数据时代,真相可能变成算法算出来的。曾亲历过一个案件:同样一个故意杀人案件,控方说是"情杀",辩方说是"过失致人死亡",尝试DS一下,给出的却是第三种解读。究竟哪个是真相?首先不可能都是,但也有可能都不是。

四、虚构照进现实时

当虚构故事强大到足以改变物理世界,就产生了赫拉利所说的"现实扭曲力场"。最典型的例子是经济危机——人们对市场信心的集体波动,能让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里白领抱着纸箱失业。

这种力量在法律实践中随处可见。一纸判决能让人倾家荡产,不是因为它有魔法,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相信司法权威。曾听说过一起"凶宅"买卖纠纷,法律上的"凶宅"概念完全建立在民间禁忌之上。当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"房屋价值贬损30%",这个虚构的故事就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损失。

更吊诡的是,现代人正在用科技手段将虚构实体化。区块链技术把信用变成代码,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条款,AI可能比人类更"相信"自己虚构的法律逻辑。当我们为"元宇宙"产权争论不休时,不正是新时代的原始人在为虚拟贝壳的归属打架?

五、解构者的困境

看透皇帝没穿衣服之后该怎么办?赫拉利没有给出明确答案,这恰是全书最深刻之处。作为刑辩律师,有人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解构的煎熬:既要利用法律故事为当事人争取权益,又清醒知道这些故事的人为性。

这种撕裂感在死刑案件中尤为强烈。当在法庭上为生命辩护时,清楚意识到"死刑存废"本质是不同故事体系的较量。支持者讲述"正义报应"的故事,反对者讲述"人权尊严"的故事,而真相或许在故事之外——统计数据表明,死刑对犯罪率的影响微乎其微。

但完全抛弃故事体系,人类就会退回丛林社会。就像比特币试图摆脱国家信用,结果造就了更疯狂的投机市场;网络空间的"去中心化"愿景,反而催生出更隐蔽的权力中心。我们越是解构旧故事,就越需要新故事来维持秩序。

六、在虚构中寻找真实

或许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揭穿所有谎言,而在于坦诚虚构的本质。就像观众明知电影是假的,仍会为角色的命运揪心。健康的社会应当允许不同故事共存,在动态平衡中逼近真相。

法律体系正在经历这样的嬗变。从"客观真实"到"法律真实"的转向,本质上承认了司法认知的局限性。在取证时常常发现,还原案件全貌犹如拼凑破碎的镜子,所谓"真相"不过是最大碎片的折射。这种谦卑认知,反而让司法更具包容性。

赫拉利提醒我们,当生物技术能编辑基因、人工智能可模拟意识时,人类对"真实"的定义将面临更大挑战。或许未来的法庭上,AI生成的证据、基因编辑的"完美证人"会出现,届时如何区分真实与虚构,将考验整个人类文明。

七、真相的考古学家

读罢三部曲,常想起敦煌藏经洞的故事。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时,坚信自己在做功德。那些被廉价出售的典籍,既有治国安邦的律令,也有降妖除魔的咒语。今天看来,律令未必比咒语更"真实",它们都是古人应对世界的故事。

我们何尝不是新时代的王道士?捧着"民主""法治""人权"的经卷,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。赫拉利像冷静的考古学家,将我们的"真经"放进人类学标本柜,与巫术竹简、帝王诏书并列陈放。

但这不意味着虚无。看清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,反而能更自由地书写新故事。就像程序员知道代码不是真理,才能开发出更优秀的程序。法律人明白正义叙事的虚构性,反而能更灵活地守护公平。

真相或许就像量子物理中的粒子,观察方式决定呈现形态。重要的不是捕获绝对真实,而是保持观察的清醒与谦卑。当皇帝的新衣被看穿,与其嘲笑众人的盲目,不如欣赏这个让七十亿人共同起舞的绝妙故事——毕竟,能编织出如此华美虚构的物种,本身就是宇宙的奇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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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生堂上 · 沈斌

南京刑事辩护律师 · 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承办律师
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「罗生堂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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