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政大法学评论》第50期特刊聚焦于中国大陆、德国与西班牙刑法学的比较研究，尤其是1994年举办的“中德西刑法学研讨会”成果。贝恩德·许迺曼（Bernd Schünemann）教授作为德国刑法学领域的权威学者之一，在其发言中系统探讨了刑法中“故意与责任的客观化”这一核心议题，并深度参与了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、保证人地位及归责理论的讨论。
一、许迺曼发言的理论语境：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刑法学路径
（一）概念对立下的哲学基础
许迺曼明确指出，刑法中的“主观”与“客观”不仅是技术性区分，更是与刑罚正当性相关的哲学命题。具体表现为：
- 传统自然主义的困境
传统理论将行为视为“肉体动作”与“主观意识”的结合（“双重要素结构”），但许迺曼认为这一划分混淆了存在论（行为本体）与规范论（责任归属）。例如，故意若仅被视为心理事实，难以解释无实际危害的未遂行为何以需处罚。 - 规范论的转向
受雅各布斯（Jakobs）影响，许迺曼主张将刑法归责建立在“规范有效性维护”基础上。他批评将归责简化为因果关系支配的观点，强调规范义务违反才是归责的终极依据，正如其在讨论中提到的：“刑法中的责任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实际支配因果流程，而在于其是否违反了法规范赋予的义务。”
（二）“客观化”的具体维度
许迺曼的“客观化”理论包含三层次：
- 故意要素的客观重构
故意不应仅是“知”与“欲”的心理状态，而应视为规范所要求的对法益侵害可能性的认知义务（“客观注意义务的故意化”）。例如，若行为人应当预见饮酒驾驶的风险却未预见，其过失也构成对法规范期待的背离。 - 归责标准的非心理化
他提出“三重客观标准”： - 行为人是否创造了法不容许的风险（行为不法）
- 风险是否实现于结果中（结果不法）
- 风险是否在构成要件保护范围内（规范保护目的）
- 共同犯罪中的功能支配
在正犯与共犯区分上，许迺曼反对依赖主观意图（如“犯罪意思”），主张以对犯罪事实的实际功能性支配为标准。例如，组织犯罪中的策划者即使未亲自实施，仍因对犯罪流程的支配而成立正犯。
二、关于“前行为保证人类型”的批判与替代理论
（一）传统理论的问题
许迺曼激烈批评前行为保证人地位（如肇事逃逸引发二次伤害的刑事责任）存在以下漏洞：
- 双重评价的谬误
前行为（如交通肇事）与后续不作为（未救助伤者）被视为两个独立归责基础，违反了“禁止重复评价”原则。例如，肇事行为本身已构成过失致害，若因此要求救助义务，实则是将同一因果流程分割评价。 - 因果关系的滥用
他援引德国判例指出：“制造风险的前行为不等于对后续风险的法律支配。”例如，外科手术失败后医师因未及时补救而致死患者的案件，若手术本身无过失，医师无需因后续结果承担刑事责任。 - 规范目的的背离
前行为保证人理论可能扩张至不合理范围。许迺曼以“登山向导未阻止队员冒险”为例，强调刑法义务应限于明确法定义务，而非泛道德化。
（二）替代方案：“功能保证人地位”
许迺曼主张以功能性支配取代因果逻辑，具体条件包括：
- 法益依赖关系的建立
被害人因行为人的特定角色（如医师、监护人）而处于法益保护的无助状态。例如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义务源自法定的依赖关系，而非自然因果关系。 - 社会角色与制度性期待
如消防员的救援义务源于职业身份，而非先前灭火行为导致的新风险。
三、争议回应：与其他学者的理论交锋
（一）与骆克信（Claus Roxin）的“支配理论”分歧
在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讨论中，许迺曼对骆克信的“支配说”提出批判：
- 支配概念的模糊性
骆克信认为不作为犯的归责需以“对因果流程的实际或潜在支配”为基础。但许迺曼反驳称，“支配”在逻辑上无法适用于不作为（如父母未阻止子女自伤，不存在实际支配）。 - 义务违反的核心性
许迺曼强调，婴儿父母的救助义务来自法律赋予的监护职责，而非对子女生命的实际控制能力。即使父母无力阻止（如孩子突发疾病），义务仍存在。
（二）与巴齐卡鲁波（Bacigalupo）的“共同正犯”论辩
针对西班牙刑法中的共同正犯理论，许迺曼指出：
- 功能支配与意思联络的冲突
巴齐卡鲁波主张正犯需具备共同犯罪意愿，但许迺曼以“犯罪组织中的匿名指令者”为例，认为结构性支配（如黑帮头目）足以成立正犯，无需直接参与实施。 - 过失共同正犯的可能性
他部分认同瑞士最高法院观点，即当多人共同违反注意义务导致结果（如建筑商与监理共同疏忽致房屋倒塌），可成立过失共同正犯，但因缺乏意思联络，责任应限定于各自义务范围。
（三）对台湾实务案例的解读
在回应台湾学者提问时，许迺曼以当地判例说明：
- 强奸罪中女性能否成为正犯
根据功能支配理论，女性若通过胁迫手段支配犯罪实行（如强迫他人强奸第三者），可成立间接正犯，而非传统观点中的教唆犯。 - 加重结果犯的适用边界
他以伤害致死为例，强调只有当基本行为（如殴打）本身具有致死风险且行为人可预见时，才应适用加重结果。若死亡因第三方介入（如受害人送医途中车祸），则因果关系断裂。
四、比较法视角下的理论贡献
（一）对德国刑法学的突破
- 客观归责理论的精细化
许迺曼将“规范保护目的”融入归责判断，弥补了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不足。例如，违反交通规则导致的伤亡，若违规行为与结果无关（如闯红灯却因刹车失灵撞人），则排除归责。 - 义务犯理论的体系化
他深化了卢德默（Lüderssen）的“制度性义务”概念，将保证人地位类型化为法律义务（如监护）、契约义务（如医生）及先行危险行为外的功能义务（如登山领队）。
（二）对两岸刑法理论与实务的影响
- 台湾刑法修正的参考
许迺曼关于过失犯客观化的观点影响了台湾刑法第14条修改，将“应注意而未注意”扩展至“依客观情境应预见风险”。 - 大陆刑法教义学的启发
大陆学者借鉴其归责理论，在“于欢案”等争议案件中，分析防卫过当的客观风险标准。
五、学术价值与当代意义
许迺曼的发言内容实际上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刑法客观化理论体系，其核心贡献可概括为：
- 方法论突破：摆脱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桎梏，以规范论视角重构责任基础。
- 实务指导性：通过明确归责标准，限制法官自由裁量的主观偏向。
- 比较法桥梁：为两岸继受德国刑法学提供了批判性对话框架。
如同在闭幕词中所言：
“我们不是要消解主观与客观的紧张，而是要在规范目的下定位二者的功能。只有当刑法成为公民自由与法益保护的平衡器时，归责才具有真正的正义性。”
通过对特刊发言的整合可见，许迺曼的刑法思想既具德国学理深度，又对东亚语境展现出敏锐的适应力。其理论至今仍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过失犯认定具有启示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