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引言
克劳斯·罗克辛（Claus Roxin）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刑法学家之一，其对共犯理论的体系化重构堪称现代刑法学的典范。在区分正犯与共犯的议题上，罗克辛以“犯罪支配理论”（Tatherrschaftslehre）为基础，发展出对传统区分制的精细化阐述，同时对单一正犯体系提出了系统性质疑。本文将以现有文献为基础，全面梳理罗克辛对两种共犯体系的立场，揭示其理论根基与实践意义。
二、罗克辛犯罪支配理论的体系框架
罗克辛共犯理论的核心锚点在于其提出的正犯三重分类：支配犯（Herrschaftdelikt）、义务犯（Pflichtdelikt）与己手犯（eigenhändiges Delikt）。此分类旨在突破既往犯罪支配单一标准的局限性，为共犯体系提供更精细的教义学工具。
支配犯的行为控制维度
支配犯以“犯罪事实支配”为特征，包含三种形态：- 行为支配（Handlungsherrschaft）：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，如持刀杀人者。
- 意思支配（Willensherrschaft）：通过欺诈、胁迫或组织权力操控他人实施犯罪，构成间接正犯。详见知识库《正犯與共犯區分》中对间接正犯的论述。
- 功能性支配（Funktionale Herrschaft）：共同正犯通过分工协作对犯罪实现不可替代的功能贡献。例如分赃计划中负责撬锁与运输的共谋者（《共同正犯之未遂》案例）。
义务犯的规范违反属性
义务犯的正犯性源于行为人违反特别法律义务，而非事实支配。典型如受贿罪（《论共犯從屬性》），无身份者不可能单独成为正犯，即使实际操纵受贿过程。罗克辛强调，义务犯的“保证人地位”使其对法益侵害负有排他性责任，此种责任不因事实分工转移。例如，医生指使护士违规停药致患者死亡，医生因违反医疗义务构成正犯，护士仅成立帮助犯。己手犯的亲手性要求
某些犯罪必须由行为人亲自实施才能成就正犯，如伪证罪、重婚罪。此类犯罪中，任何教唆或帮助行为均无法替代实际行为人的亲自性（《過失共同正犯問題之研究》）。
三、罗克辛对共犯区分制的正当性辩护
罗克辛坚定支持区分制，认为其契合刑法责任主义原则，有效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功能。其论证要点如下：
构成要件明确性之维护
区分制通过正犯与共犯的二元划分，确保构成要件行为具备清晰的评价边界。单一制将所有因果贡献等同视之，导致构成要件丧失类型化功能。如江溯《单一正犯体系研究》所述，罗克辛批判单一制“以因果关系替代构成要件判断”，使盗窃教唆者与实行者等同评价，瓦解了财产犯罪的规范保护目的。量刑的个别化精准性
区分制下，正犯因支配犯罪核心进程承担较重责任，共犯的刑罚则基于对正犯行为的从属性和加功程度。相较之下，单一制依赖法官自由裁量决定量刑，易导致“同案不同判”。例如，抢劫案中策划者与望风者在单一制中同视为正犯，但在区分制中，策划者可能因功能性支配成立共同正犯，望风者则可能仅属帮助犯。对“间接正犯”的理论兼容性
罗克辛指出，单一制难以合理解释间接正犯的归责基础。例如，纳粹官员利用层级化官僚系统实施种族灭绝，依据单一制只能将每个执行者视为独立正犯，但罗克辛通过“组织支配”（Organisationsherrschaft）理论，将幕后操控者视为间接正犯，因其通过制度化权力机器实现对犯罪的结构性控制（《犯罪之組織支配》引秘鲁藤森案）。
四、罗克辛对单一制的批判及其依据
罗克辛对单一制的批判集中于三大层面：
构成要件功能虚化
罗氏强调，单一制以“因果贡献”模糊了构成要件的定型功能。例如，教唆他人自杀在单一制中被视为故意杀人正犯，但自杀本身因缺乏构成要件该当性不可罚，导致教唆行为与实行行为的规范评价错位（《德国刑法中的共犯理论》）。刑罚范围的不当扩张
单一制可能导致预备阶段的中立帮助行为入罪，如五金店老板出售刀具给潜在凶手。区分制则通过限制从属性原则（《刑法》第29条第2款），要求共犯成立以正犯着手实行为前提，避免过度介入日常生活。义务犯与亲手犯的结构冲突
单一制无法处理身份犯的归责难题。例如，非公务员收受贿赂，在单一制中可能被认定为受贿正犯，但依区分制只能成立共犯（教唆或帮助）。同理，无医师资格者指使医生违规手术，单一制可能将其视为间接正犯，而罗克辛的义务犯理论则否定此种可能性。
五、对义务犯与支配犯的体系整合
罗克辛通过义务犯与支配犯的二分，弥合了传统区分制在身份犯与一般犯罪间的解释裂缝：
义务犯的归责独立性
义务犯的正犯性完全取决于规范义务的违反，无需事实支配。例如，值班消防员故意不救火，即使未主动破坏消防设备，仍因违背职务义务构成放火罪正犯（《正犯與共犯區分》案例）。支配犯与义务犯的竞合处理
当行为人兼具事实支配与特定义务时，产生规范竞合。例如，警察局长指使下属刑讯逼供，此时局长既因职务义务构成义务犯正犯，又因组织权力成立支配犯中的间接正犯。罗克辛主张择一重罪论处，避免重复评价。
六、国际刑法中的区分制实践
罗克辛理论深刻影响了国际刑事裁判。前南法庭在“塔迪奇案”中引入“共同目的理论”（Joint Criminal Enterprise），但遭批评过于宽泛。而国际刑事法院在“Katanga案”中明确采纳“控制犯罪理论”，将组织领导者视为间接正犯，基层执行者视情形定罪（《犯罪之組織支配》）。这体现了罗克辛组织支配理论在系统性犯罪中的解释优势。
七、对机能单一制的可能回应
晚近由许玉秀、江溯等学者提倡的机能单一制，试图通过“实质正犯概念”吸收罗克辛的支配理论。但罗克辛仍坚持区分制的教义学纯粹性，认为即便机能单一制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，也无法避免量刑阶段的粗糙化。德国判例亦显示，实务更倾向区分制的明确性（《論共犯從屬性》对实务判决的引述）。
八、结论
罗克辛对共犯体系的建构，体现了刑法教义学对法治国原则的坚守。区分制通过在构成要件层面对正犯与共犯的功能性切割，既实现了对个人责任的精确评价，又遏制了刑罚权的无序扩张。尽管单一制在简化归责流程上具有形式吸引力，但其对构成要件明确性与责任主义的冲击，使之难以适应现代刑法的精密化需求。罗克辛的犯罪支配理论，无疑为共犯体系的教义学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智识基石。
参考文献
- Roxin, Claus. Tä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, 8th ed., 2006.
- 《正犯與共犯區分》（元照，月旦匯丰系列）。
- 《共同正犯之未遂》（柯耀程著）。
- 《論共犯從屬性》（陈志辉著）。
- 江溯：《区分制共犯体系的整体性批判》，《法学论坛》2011年第6期。
- 许玉秀：《刑法的问题与对策》，春风煦日论坛，2004年。
- Ambos, Kai. 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, 4th ed., 201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