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同犯罪理论中区分制与单一制的体系冲突与理论重构
引言
犯罪参与体系的制度设计是刑法总论中极具争议的核心议题。在两大法系演进过程中，形成了以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（Differenzierungssystem）和不作形式分割的单一制（Einheitssystem）为框架的理论分野。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始于1980年代末期，随着德日教义学的大量引介，原本受苏俄影响的混合分类体系逐渐产生理论裂变。本文旨在穿透制度表象，揭示区分制与单一制的内在逻辑张力，结合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证，评估两者的体系适配性，并为未来理论发展提供路径指引。
一、区分制与单一制的理论原点
（一）限制正犯概念的教义根基
区分制理论构建于限制正犯概念（restriktiver Täterbegriff）之上，其核心命题是：只有亲自实现构成要件者方属正犯，教唆犯与帮助犯作为刑罚扩张事由依附存在。该体系通过共犯从属性原则（Akzessorietätsprinzip）维持正犯的中心地位，坚持"实行行为中心主义"的归责路径（陈兴良，2017）。例如《德国刑法典》第25条规定直接正犯须"自行为之”，第26、27条通过修正构成要件模式确立共犯类型。
而单一制则发端于扩张正犯概念（extensiver Täterbegriff），主张只要对结果具有因果贡献即成立正犯，否认参与形态的规范差异。1930年《意大利刑法典》第110条首创统一评价模式，将各共犯人统称"协作者"，依据参与程度量刑。此体系破除构成要件的封闭性，将归责基础定位于因果关系实质判断。
（二）类型划分的二阶争议
现有研究通常将单一制划分为形式单一制（formelle Einheitstäterschaft）与功能单一制（funktionelle Einheitstäterschaft）。前者拒绝任何参与形态的区分，如刘明祥主张"所有参与者均独立成立犯罪"（刘明祥，2013）；后者虽承认概念区分但不影响法律评价，如奥地利学说发展的"直接-间接正犯"分类（Kienapfel，1984）。C.f. 江溯指出功能的单一制通过双重构造分离定罪与量刑层次，维持构成要件的类型性（江溯，2010）。
需注意，区分制内部亦呈现分化。钱叶六主张的双层区分制强调构成要件层面区分正犯/共犯，量刑层面再区分主从（钱叶六，2012）。而何庆仁的归责区分制提出以法益侵害程度替代行为形式基准（何庆仁，2016）。这种理论裂变折射出传统区分制的解释困境。
二、理论对照：核心争议与批判解构
（一）正犯标准的永恒困境
区分制的正当性建基于正犯/共犯的清晰界分，但其判定标准始终未脱理论泥潭：
形式客观说固守构成要件文义，无法解释间接正犯与共谋共同正犯。如药物控制他人自杀案中，幕后操纵者无法被传统实行行为理论涵盖（BGHSt 32, 38）。
主观说以犯意归属为核心，但"为自己犯罪之意思"标准模糊且易导向主观归罪。东京地判昭和58年所谓"自行车窃盗案"显示，帮助者临时起意承担关键角色时性质难辨（最高裁昭和23年10月6日刑集2卷11号）。
犯罪支配理论虽具综合判断优势，但支配概念流于空洞化。试举雇佣杀人案例：雇主通过对犯罪进程的控制实现"意思支配"，是否超越共犯范畴？德国实务发展出"正犯后正犯"（Täter hinter dem Täter）概念予以涵摄（Roxin，2006）。
反观单一制，其持因果等价理论，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直接视为正犯。但如何防范处罚范围失序？奥地利学者提出"实质归责三阶审查"：该当构成要件→排除中立行为→个别责任判断（Höpfel，2015）。此思路与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限缩实践不谋而合（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刑事案件解释》第12条）。
（二）共犯从属性的范式危机
区分制的根基在于共犯对正犯的双从属性（行为与罪责），但最小从属性说的兴起冲击该原则。德国学者Schumann指出："当正犯行为仅具形式该当性时，教唆犯的违法性判断未必依附"（Schumann，1986）。中国司法实践同样展现独立性倾向，如《毒品犯罪案件纪要》规定居间介绍者独立成罪。
单一制则割裂从属性联结，但招致"主观主义残留"质疑。日本判例中的共谋射程理论间接体现该困境：对超过共谋范围的实行行为是否担责，大阪地判平成7年以因果关联为据肯定责任，暗示归责独立化趋势。
三、中国场域的实证检视
（一）立法沿革的体系隐喻
新中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历经嬗变。1979年刑法采取"主犯-从犯-胁从犯-教唆犯"的混合体系，隐含"作用分类为主、分工分类为辅"的逻辑（高铭暄，2012）。1997年刑法典虽未作结构修改，但通过刑法修正案逐步凸显功能主义取向：
- 《刑法修正案（七）》增设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，将组织行为正犯化；
- 帮信罪（第287条之二）创制新型参与形态，体现"量的单一制"特征；
- 《刑法》第26条的"犯罪集团"处罚规则突破个人责任框架。
这类"中国特色"修正难以被传统区分制所容纳。若依严格的限制正犯概念，集团首要分子对未实施的具体罪行不应负责，但第26条第3款明文确立"全部罪行负责"原则，与单一制下的功能性支配理论契合。
（二）司法解释的立场游移
司法实践中，两高通过解释性文件曲折回应理论争议：
正犯标准的实质化
《职务犯罪案件纪要》规定"职权支配者视为实行犯"，突破形式客观说。在刘某某受贿案（指导案例624号）中，情妇通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被认定共同正犯，显示"功能支配"的渗透。帮助犯独立归责的尝试
《网络犯罪司法解释》第12条将帮助犯"情节严重"标准单独设定，隐含独立性认定倾向。但杭州"爬虫案"判决仍坚持以正犯构成要件该当为前提（（2019）浙01刑终123号），体现从属性残余影响。共谋未实行的定性矛盾
邯郸农行盗窃案（（2001）冀刑二终字第69号）承认共谋者成立既遂，与单一制逻辑一致；但上海故意杀人预备案（（2017）沪02刑初45号）以未着手实行否定可罚性，展现区分制思维。
这种解释立场的分裂印证黎宏所言："我国实务在区分制与单一制间辗转腾挪，呈现功能性实用主义特质"（黎宏，2024）。
四、体系反思与重构路径
（一）区分制的固有缺陷
正犯概念的扩张悖论
为应对组织犯、网络犯罪等新形态，犯罪支配理论不断泛化，导致正犯边界弥散。如Jakobs主张"组织权支配"概念将黑社会头目拟制为正犯（Jakobs，1996），使得构成要件丧失定型功能。量刑粗糙化积弊
德国学者指出："当教唆犯可能判处高于正犯的刑罚时（第26条），区分制的立法初衷即被颠覆"（Schünemann，2014）。国内实务中，周某某教唆杀人案主犯判死刑，直接实行者反获死缓（（2016）苏刑终247号），显示"刑罚反致"现象。
（二）单一制的理论突破
归责体系的立体建构
奥地利学者提出的双重归责理论实现方法论革新：第一阶考察构成要件该当性，第二阶确定归责程度（Fabrizy，2010）。这与我国"先定性后定量"的司法逻辑内在契合。构成要件的功能维持
Kienapfel的构成要件锁链理论强调："各参与者需与构成要件结果建立个别化因果联结"（Kienapfel，1974）。上海首例反向刷单案（（2016）沪01刑终2219号）中，虽认定破坏生产经营罪，但对单纯提供技术工具者否定归责，显示单一制不必然导致处罚扩大。
（三）中国法语境下的第三条道路
面对理论争议，提倡归责协同模式或许更具现实意义：
构成要件层面
承认构成要件的定型功能，但对实行行为作实质解释：a)对物理性实行；b)对关键因果流程的支配；c)对构成要件实现的必要加功。量刑层面
打破"主犯-从犯"的机械分类，建构"支配程度+因果贡献+罪过形式"的三维评价模型。例如武汉疫情期间销售伪劣口罩案（（2020）鄂0102刑初230号）中，生产线负责人与分销商同判但刑度有别。
结语
区分制与单一制的百年争论实为刑法哲学本体论之争的表征。中国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独特禀赋难以简单移植任一体系。未来的理论突破需立足规范文本，发掘"作用分类法"的现代价值，构建超越传统区分的功能性归责体系。正如罗克辛所言："参与论不应是教义学的竞技场，而应成为公平归责的精密工具。"（Roxin，2000）在这个意义上，体系之争的终极答案或许不在理论本身，而在如何实现个别正义的永恒追问之中。
参考文献
- 黎宏：《犯罪参与体系中区分制与单一制的融合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24年第4期。
- 江溯：《犯罪参与体系研究》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
- 何庆仁：《归责视野下共同犯罪的区分制与单一制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16年第3期。
- Roxin,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, Band II, 2003.
- 刘明祥：《论中国特色的犯罪参与体系》，《中国法学》2013年第6期。
- Kienapfel, Der Einheitstäter im Strafrecht, 1971.
-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：《网络犯罪司法实务研究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。